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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激勵機制設計信息經濟學

一．信息經濟學的基本要點

1.信息與激勵。信息經濟學是近年來最重要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研究領域,它研究決策者擁有不同信息的狀況。信息的非對稱性在很多領域存在,所謂非對稱信息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而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例如:銀行不可能了解借貸者未來收入的全部信息,拍賣人并不知道潛在客戶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個人和企業納稅能力時必須制定稅收政策等,這類現象稱為外生信息不對稱。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經營者資產營運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屬是否在認真扎實地履行職責等,這類現象稱為內生信息不對稱。不完全、非對稱分布的信息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尤其當信息優勢經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來,因此,信息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處理非對稱信息下不同激勵和控制問題的契約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或契約,以獲得真實、有用的信息,誘導他人“講真話”;在內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以誘使另一方當事人采取正確的行為,形成“不偷懶”。這使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保險市場、信用市場、拍賣、公司內部組織、工資結構、稅收系統、社會保障、競爭條件、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與激勵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維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拍賣者的特性以及他們如何被最優設計以創造經濟效率。他的努力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并且這一領域已經擴展到實用范疇,如:財政部發售公債等。20世紀40年代后期,維克里設計了一個模型表明能通過設計所得稅獲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爾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徹底地解決最優所得稅問題的辦法。米爾利斯很快認識到他的方法能被應用到很多其它的類似問題。這已經成為現代關于復雜信息和激勵問題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米爾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觀測到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尤為有價值,即所謂的道德風險。要回避由于非對稱信息所產生的道德風險,關鍵是要設計一些最優的契約或機制。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

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總之,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

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四．結語

客觀上講,非對稱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種有效的經濟機制,選擇滿足委托人、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約束激勵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數,促使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這方面研究理論和現實還有差距,但就約束、激勵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實踐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僅表現為模型。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激勵理論和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而約束的理論和實踐則相對滯后,使激勵機制發生扭曲,甚至有人認為監控就是懲罰。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實現激勵約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頗。這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今天,我們正在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許多問題有待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如保險業、拍賣業、舊貨市場、棘輪效應、國企改革、稅收、財政、制度變遷以至產權等等。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知識經濟的發展,最能實現帕累托最優。

參考文獻:

1、烏家培.信息經濟學.經濟學動態,1997(8)

2、張維迎.博奕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6.1.

3、黃奕林.信息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濟學動態,1998.1

第2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家長送子女上學主要是為了使其獲得謀生的本領，他們關注的更多的是考試的成績及能否考入大學，以便在日后激烈競爭的社會中獲得最佳的位置；學生被身不由己地卷入知識與技能的理性訓練之中；教師或主動或不情愿地充當著應試教育的幫兇……

長期以來，社會、家長、學校、教師的目光集中在了少數——在個別學校也可能是多數——“成功”學生的身上，而那些被遺忘的失敗者只有帶著沮喪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走上社會，那不甘的“升學情結”便會變本加厲地追加在下一代的身上。教育對于受教育主體——學生的意義到底應在當下的教育過程中展開，還是應放在尚未觸及的未來實現？如果說那些“成功”的學生雖然失去了很多，但畢竟也算成功了，而那些處于我們視線之外的學生，他們得到了什么？

受應試困擾的基礎教育如此，那相對自由的高等教育如何呢？

在知識經濟已見端倪的背景下，作為直接面對就業市場和生產并傳播知識的大學，浮躁之風日漸盛行。教師忙于科研疏于教育，學生也急于投入社會一顯身手，沒有硝煙的應試教育仍大行其道。專業化知識的加深，使人文知識相對貧乏，“快餐知識”卻炙手可熱。各種資格證書漫天飛舞，人格證書卻難覓蹤影。先天不良，后天欠補，難怪有人驚呼，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太貧乏了。不知是應試教育的慣性使然，還是為了使迷航的心靈得到慰籍，投身新一輪更加實際的功利性追求成了大學生消除迷茫的必然選擇。

我們不妨再換個角度來看一下今天的教育。

隨著人力資本理論和知識經濟概念的提出和實踐，教育活動本身已經逐漸成為知識要素和人力資本的生產性活動。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權與使用權在一定程度上的分離，使專業化知識更顯示出了其優越的經濟價值。由于知識本身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受到重視，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更加密切和直接。

于是乎，教育產業化、市場化的呼聲日漸其高。教育成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的領導也抓住了挽救教育補給不足，促進教育規模發展的救命稻草。市場經濟的概念和運行方式沖進了校園，仿佛一夜之間，學校、教師、學生都裸地置身于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市場了。教育的經費來源、辦學模式、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招生分配、內外部管理體制等開始轉向了經濟的要求，學校創收、開發不得不列入學校的主要工作日程。盲目的擴招、合并、設立分校成了某些部門、某些人追求經濟利益的合理的運行方式。教育的這種功利性追求不但在形式上得到了體現，同時也更深入的影響著教育的其他方面。

由此，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在教育與社會諸關系中正超乎尋常地凸現出來，教育的功能被狹隘地以經濟上的功利主義所涵蓋。正在膨脹的功利性追求越來越模糊和遮障著人們審視教育價值取向的視線。僅在教育與經濟關系圈內爭論的，經濟決定教育還是教育與經濟相互作用，無異于置身廬山而欲辨其本來面目，其結果是進一步強化了教育對經濟的依附，使教育淪為經濟的附庸，從而使教育喪失了其在建構人的精神上的主體獨立性。教育的價值取向不得不服從于經濟發展的要求，并受制于不健全的社會需求及評價，從而導致教育的裂變。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教育的舉辦和發展正在以片面地追求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為主要目標，經濟意識和經濟行為日益滲透到了學校教育活動中。在教育的諸功能中，過分強調教育的經濟功能，相對忽視教育的其他功能的經濟主義傾向已經出現。

如果說工業化時代的教育在批量地生產著“技術理性工具”的話，那么，信息化時代的教育卻在更高層次上快節奏地生產著“知識理性工具”。如果說教育的社會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忽視著個體的人的話，那么，教育的經濟主義傾向則把所有的人拉回到了“經濟人”的樊籬之中。這樣的教育不但違背了為社會培養和諧發展的人的初衷，長遠地看，也未必會對健全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第3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約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在全新的意義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工程學”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點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所造成的損失具有兩面性。因忽視“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而給經濟學所帶來的損失；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代倫理研究的，因此，兩個學科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來說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經濟行為和動機。阿馬蒂亞·森指出，“理”假設在現代經濟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認為，即使標準經濟學關于理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從而被人們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一定會實際地按照其行為。因為現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人的行為動機也是多樣的。他說，一種理性觀會承認其他行為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最終目標和約束條件被充分認定，理假設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實際行為；必須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無論理如何定義）的問題與理的內容問題加以區別，這兩個問題雖有聯系，但它們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這兩個特征在標準經濟學中，實際上是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過一個共生的過程，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類實際行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2)以一種相當狹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質。

一般來說，在主流經濟學中，定義理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個方法是把理性視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第二個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選擇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來，理必須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條件。因為選擇是否具有一致性，不僅取決于我們對這些選擇的解釋，而且還取決于這些選擇的某些外部條件，如我們的偏好、目的、價值觀和動機。

定義理性的第二種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好幾個世紀中，它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觀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阿馬蒂亞·森對此作了有說服力的批評。他說：“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現實的可能是一個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日本市場經濟在生產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經被當作是自利理論的證據，但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潛伏在經濟行為主體背后的行為動機到底是什么。事實上，有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責任感、忠誠和友善這些偏離自利行為的倫理考慮在其工業成功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著重提出的是，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這里，他觸及到了一個人們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徹底澄清的大問題，即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人”的重新討論。

長期以來，亞當·斯密被不少經濟學家尊崇為自利的“宗師”，但這與他實際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討論自利行為問題時，區分以下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們的實際行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們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能否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比如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效率。這兩個問題都與亞當·斯密有關。因此，人們常常引用亞當·斯密關于自利行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觀點。事實上，并沒有證據表明他相信這兩個命題中的任何一個。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亞當·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說，“根據斯多葛學派的理論，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國民總體中的一員”，而且，“為了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人們應當隨時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熱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質”。但在擁護亞當·斯密關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亞當·斯密的“同情心”不見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數人的行為確是受自利引導的，其中一些行為也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論述市場中，正常的交易活動為什么會發生？如何被完成及為什么會有分工等，斯密強調了互惠貿易的普遍性，但這些并不表明，對于一個美好的社會來說，對于挽救經濟來說，他并沒有滿足于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他曾指責伊壁鳩魯試圖把美德視為精明，并斥責某些“哲學家們”試圖把所有事情都簡化為某種單一的美德。通過上述分析，阿馬蒂亞·森認為，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人們對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復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于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與在現代經濟學發展中所出現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離相吻合。“實際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

3.經濟判斷和道德哲學。阿馬蒂亞·森在依據人們對福利經濟學與預測經濟學不同關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經濟判斷與道德哲學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經濟學中，本來并不存在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研究的嚴格界限，后來，隨著對在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倫理學的懷疑不斷增加，福利經濟學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現代福利經濟學的標準定理是建立在一個結合體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二是一些以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傳統福利經濟學準則曾經是簡單效用主義者的準則，即判斷成功與否的依據是效用總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具有內在價值。由于離開了倫理分析，這些理論顯得非常膚淺和狹隘。在19世紀3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激烈批評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認為這是“規范的”或“倫理的”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從此，福利經濟學走上了更為狹窄的道路。隨著反倫理主義的發展，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剩下的準則，只有帕累托最優了。

帕累托最優是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的一種對經濟運行理想境界的經濟學描述，這是由19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用嚴密的邏輯和數學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它認為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則，也是經濟學家應該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優中，資源和財富在每一種用途和每一個人之間實現了最優配置，社會福利實現了最大化，以致沒有人愿意改變這一狀態。帕累托最優有時也被稱為“經濟效率”。阿馬蒂亞·森認為，有時這種稱謂是恰當的，因為帕累托最優所涉及的僅僅是效用范疇內的效率，而不重視效用分配方面的考慮。這一術語又是不幸的，因為這里分析的焦點仍然是效用，這是早期效用主義傳統留下的遺產。那么，在為福利經濟學所限定的狹窄范疇內，由于帕累托最優成為判斷的惟一準則，追求自利的行為成為經濟選擇的惟一基礎。他進而揭示了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將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結果與帕累托最優聯系起來，深刻地描述了價格機制運行的規律，清晰地說明了建立在人們追求自利基礎上的貿易、生產和消費的互惠本質，解釋了市場機制中的有關的主要經濟關系。所以，盡管帕累托最優有著普遍的重要性，但這一準則僅是評價社會成就的一個極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意義，他特別提出有一點需要澄清。關于總體社會最優必須是帕累托最優的理論基礎是，如果某一種變化有利于每一個人，那么對于這個社會來說它就必定是一個好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一概念是正確的，但是要明確地把效用與利益區分開來卻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釋為效用之外的其他東西，那么，帕累托最優——用個人效用來定義——不僅不是總體社會最優的充分條件，甚至連必要條件也不是。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優在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是與功利主義在傳統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對權利概念的理解也是這樣，這是經濟理論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稟賦、交換和契約都會涉及到不同類型的權利。然而，在功利主義的傳統中，這些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他東西的工具，尤其是當作獲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說，傳統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并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可以說，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這一傳統已經被帶入福利經濟學的后功利主義階段，在這里，人們所關注的只是帕累托最優和效率。在經濟分析中，較為典型的看法是，權利僅被當作純粹的法律實體，只具有工具價值而沒有任何內在價值。

第4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1.1財政理論自1993年中央提出分稅制改革后，分稅制改革確立了我國財政稅收體制的基本模式.學術界根據對前期試點情況的歸納總結和比較國際經驗的基礎上，認為國內經濟研究有著較強的導向性，同時也認為分稅制是建國以來規模范圍最大的一次制度創新.[6]但其也存在財權與事權劃分不對稱的現象，權責不明確的現象，政府層級過多，財政支出標準決策過度集中與規則絮亂并存的問題.[7]同時，地方政府也存在的財政困難，如地方債務的問題，地方政府權力爭奪等.但不管怎樣，中央政府最終都要為地方財政風險，承擔最終的責任.也就是說，地方政府雖然在稅收來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進行自主控制.但是對對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最終的承擔者還是中央政府.在分稅制種種不足之下，有相關學者認為要對財政制度進行全局性的優化設計，[8]并進行漸進性的改革，實現財政民主化的建設.[9]財政分權與公共財政也是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領域.財政分權一方面地方政府間的分權競爭使得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標與人民福利的目標相統一，利于改革的有效推進，加速中國市場現代化的進程，促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財政分權會加劇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均衡，尤其是東西部發展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公共財政對應于市場經濟，是財稅體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產品和調節收入分配.國內學者，更加傾向于支持制度性公共品的概念的研究，認為穩定經濟的內容也是公共財政之一，[10]強調提供公共財政的多目標性協調性和順序性.

1.2金融理論在對于金融理論的研究中，學術界更關注于經濟結構問題的研究.怎樣的金融結構，才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的要求，不同的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提高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把其它的專業性銀行改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業銀行，進而建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二級體系.[11]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應在建立金融結構之前，要對銀行的呆賬進行處理.[12]在中國金融結構改進上，由于政府起著主導作用，故其一直都存在著滯后性的問題，而此將會帶來更大風險的積累.[13]且政府的金融調控，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允許并接受金融市場的某種非均衡，進而有學者提出，金融制度應向市場配置轉型，漸進性的將利率市場化.[14]直接市場金融與證券市場發展方面，在我國直接融資的比例一直是較低的.有的學者認為直接融資可以有效的分散于控制金融風險，利于我國現階段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發展，也有利于國有企業改革.[15]但也有可能造成中國資本市場結構和功能的失衡.[16]證券市場是虛擬經濟的代表之一，它的發展使得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對虛擬資產價值的積累，但虛擬資產與所對應的事物資產的價值卻越發脫離.特別是在經歷2008年次貸危機后，學者認為虛擬價值的存在，需要進行有效的控制，加強金融監管，規范金融創新，完善金融體制.

1.3增長與發展理論中國經濟的增長呈現著一種非均衡的發展，主要依賴于要素與資本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的發展.高投資推動高增長的事實，已被國內學者普遍的認同.但是有學者認為目前投資過度，并帶來了投資效益惡化的效果，[17]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靠資本投入來引進技術，可能會導致結構性的失衡，過度依賴于進口技術，來促進經濟的增長.甚至有學者察覺到我國的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存在著“反效率配置”.總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非均衡”也凸顯得越來越明顯.中國的經濟增長，離不開投資的作用，即投資推動型增長，來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過程中，引致勞動力結構轉化，可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據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6，2007）的研究，可以歸納為兩方面，一則是在趕超階段利用低成本的競爭優勢，趕超快速發展.二則是中國正處于從低價的工業化向高成本的城市化的轉向過程中.也正是在這種轉向的過程中，工業化解決了“吃、穿、用”之后，那剩下的“住、行、學”則應由城鎮化來解決.[18]總體上來看，中國現處于發展轉變的階段，即轉型升級階段，存在著四個中國化的特征，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強調政府的控制性、強調多目標的協調性和強調公平取向的落實性.在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前提條件是技術不斷創新與發展，而技術的不斷創新與發展，則依賴與制度的創新.[19]兩著相互促進，但制度創新時根本.強調政府的控制性上，主要體現在政府的資產與政策導向，會促進某一行業或領域的快速發展.政府需要扶持經濟結構的轉型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促使其又好又快的發展.強調多目標的協調性，主要體現在統籌兼顧上，既要經濟快速的發展，也要自然環境得以保護.在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需要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方式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統一，利用外資與經濟安全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發展相統一.[19]強調公平取向的落實性，主要體現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落實好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為促進就業穩定，就需要落實就業與公平的相統一.

2結語

第5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1.1總體水平不高

經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我國2014年的GDP將高達10萬億美元，雖然近年來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直在增長，但是總體水平不高，我國仍然處于發展中階段，收入處于中低水平。

1.2各地區發展不平衡

國西部、中部的經濟發展長期不如東部、南部沿海城市，反映出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且情況比較嚴重，數據顯示，經濟水平最低的城市甚至不如經濟水平最高城市的十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這種平衡不僅是鄉鎮和城市之間的，而且是城市和城市、地區和地區之間的。

1.3工業化水平低

雖然在數量上我國工業在經濟中占據的比例已經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當前國家工業化程度是從工業化附加增值效率反映出來的，而不僅僅是工業化數量。工業效率提高才能帶動經濟水平提高，人民才有更強大的消費能力，以此帶動諸如服務業等行業的增長。因此我國的工業化水平仍然不高，特別是在計算機、汽車等高科技領域，基本上都是依靠國外知識產權和先進技術，核心技術并不屬于我們。

1.4城市化水平不高

我國的城市人口數量在2012年超過了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日益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不平衡現象，由于城市建設占據了大量耕地，農民不得已進入城市從事薪資很低的艱辛工作，這并不能稱之為城市化，實際上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

1.5人民生活壓力大

物價上漲是現在人民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前段時間燃料價格也在上漲，這也說明很多行業、物品價格也會隨之上漲，這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生活壓力。

1.6自然資源負擔重

我國人口數量急劇增長，人口密度也在不斷加大，但是可用土地是有限的，因此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小。目前我國的淡水資源是每人2160立方米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為每人7000立方米，還有我國的石油已經很難滿足自身需求，大部分石油需要進口。

2.劃小經濟管理范圍的重要性

我國的經濟體系正處于轉型時期，人均GDP僅是世界人均GPD的一半左右，造成社會發展和國家組織管理結構不相適應，因此必須劃小經濟管理范圍，才能達到管理的目的；隨著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和成熟，中西部和中部發展存在較大的差異，這些都制約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需要劃小經濟管理范圍，施行適合區域實際的經濟發展計劃；我國沿海地區的科技水平較為先進，已經開始廣泛應用各種新技術和新產品，而相對的我國中西部由于缺乏先進技術的支持，生產力不及沿海地區，因此劃小經濟管理范圍才能實現經濟協調發展。

3.劃小經濟管理范圍的實際情況

3.1放眼世界，針對實際

要做好劃小經濟范圍管理工作，必須立足實際和本地，放眼世界，必須要充分了解每個地區的人文狀況和地理情況，才能針對當地實際經濟情況采取針對性措施，對自身的缺點和優勢有充分了解，才能抑短揚長。

3.2加強沿海和內陸城市的合作

我國內陸城市經濟水平不及沿海城市，因此內陸城市要在劃小經濟管理范圍的基礎上，首先明確發展目標，和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開展合作，爭取獲得更多的投資，讓沿海城市帶動內陸城市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3.3把握機遇，開拓市場

要充分實施劃小經濟范圍管理工作，應該發揮地區優勢，加強發展地方產業。例如廣西河池有一個小縣城叫天峨縣，水資源豐富，當地居民原先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產業大都是種植果樹和沙木，經濟水平不高。隨后意識到該縣豐富的水資源，在這里建立了龍灘水電站，這也是亞洲最大的水電站。而該縣的旅游產業也隨之發展起來，整個地區的經濟水平都得了大幅度提升。

3.4促進經濟穩定健康發展

第6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介紹了貴州省黔東南地區西瓜上架與苗寨農家游之間有機結合發展農村經濟的新途徑

凱里市是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是以苗族為主的聚居城市，是全國優秀旅游城市，是巴拉河國家農業生態旅游示范區所在地，其苗寨農家風情游發展是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豐富的農業資源、旅游資源，便利的交通條件，優越的區位優勢等為觀光立架西瓜的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禮品西瓜以其形體美觀小巧、肉質細嫩、汁味甜、品質極佳、生育期短、攜帶方便等特點，深受消費者喜愛，適合現代家庭消費和市場發展的要求。城郊農家樂的迅速發展，為農村帶來了無限商機，也為禮品西瓜提供了一個新的消費市場，兩者的有機結合為雙方發展起到了互助的推動作用，是發展農村經濟的一種新途徑。

1立架禮品西瓜生產概況

2007年，貴州省凱里市三棵樹鎮巴拉河國家農業生態旅游示范區夢里水鄉苗寨休閑娛樂山莊種植了禮西瓜，面積7344m2，每公頃產量為32175kg，總產量2.36萬kg；每公頃產值8.04萬元，總產值5.9萬元禮品西瓜種植有紅小玉、黃小玉、金福、小鳳仙、禮品3號5個早熟西瓜品種.通過增施有機肥、地膜覆蓋、立架引蔓、網袋吊瓜等栽培技術，西瓜產量、產值得到了很大提高。

2西瓜上架促進苗寨農家樂風情游發展的原因分析

2.1種植新穎，吸引游人觀光立架禮品西瓜與人們常見的爬地西瓜不同，西瓜懸浮于空中，能夠滿足游客的好奇心，開闊眼界，實現觀賞品嘗的需心。前來游玩的城市游人90％以上是第1次見到吊掛懸空的西瓜，對他們很有吸引力。新穎的栽培方式能吸引更多的游人來欣賞苗寨風情和觀賞園風光。

2.2提高景區知名度觀光立架禮西瓜與旅游業相結合、交叉后形成了一種新興產業，其發展打破了產業界限，既能提高當地禮品西瓜知名度，打響禮品西瓜旅游品牌，促進產品銷售，拓展產品增值空間。實現產品增效；并能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拉動當地餐飲、娛樂等服務業的必興旺發達，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又能為苗寨農家樂推波助瀾現在到巴拉拉河游玩的游客80％以上都知道夢里水鄉苗寨休閑山莊有禮品西瓜，到山莊游玩的每個游人都會帶上幾個禮品西瓜給家人或朋友品嘗，既提高了苗寨的知名度，又實現子西瓜的增效。

2.3增長農業科學知識苗寨種植禮品西瓜其銷售是以游人采摘為主的方式進行，因參與性較強而深受旅游者歡迎，既有成人，也有少年兒童，特別受中小學生喜愛，禮品西瓜集中住7～8月成熟，正好是學生放暑假之時，而多數學生都喜歡到時大自然中去一邊游玩，一邊了解各種自然知識，禮品西瓜恰好迎合學生的這種要求，是中小學生在游玩中得到農業啟蒙教育和普及現代農業知識的好地方，這種種植與觀賞采摘的方式，即可提高游人的農業知識，又能使其欣賞苗情苗寨。

第7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1.對集體資源性資產實行源頭管理。

對規劃內的集體土地、荒地開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嚴格報批程序，未經批準，不準占用。同時對集體資源性資產實行跟蹤管理。由鄉鎮“三資”委托服務中心負責對各村集體資產建立臺帳。對農村集體資產的增減變化情況，由該村村務監督委員會進行跟蹤核查，隨時進行記錄，年終填寫“資產年檢表”，報鄉鎮“三資”委托服務中心備案，防止集體資產流失。

2.對開發、出租、出售農村集體資源性資產的，事先必須由村委會按“四議兩公開一監督”的工作程序進行審議

同時，報鄉鎮“三資”中心備案，方可進行。

3.每年組織一次大規模的摸底清查

將村集體資產進行摸底、登記(清償)、評估（核資），明確了村集體資產的分布、存量、結構及效益狀況，做到了心中有數，防止村集體資產被閑置、流失、侵占，確保了資產的保值增值。

4.在處置資產時，通過公開招投標，規范運作程序

嚴把投標關，使村集體資產處置能在合理的招投標上進行公平競爭，產生了較高的中標額，保證了村集體資產、資源的保值增值，增加了村集體收入，保護了群眾的利益。

5.加強集體資金管理，保證村級資金應收盡收。

加強對大額資金使用、建設工程的決策、預算、招投標等方面審計監督。對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發包、租賃、投資、資產處置等集體收入，上級轉移支付資金以及補助、補償資金，社會捐贈資金，“一事一議”資金，集體建設用地收益等，及時入賬核算，做到應收盡收。但是，我們通過近年來的農經工作實踐發現，隨著國家強農惠農政策力度的逐年加大和現代農業的快速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日益凸顯出一些矛盾和問題，認真分析這些矛盾和問題，并有針對性的采取對策，有利于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二、這些問題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村級集體經濟的社會負擔日漸沉重。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發展和運行的過程中，其任務非常之大。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的事項涉及的范圍非常廣，諸如道路施工與維修、垃圾回收與清理、水電建設與維護、社會治安、農民醫保、五保戶供養、低保供養等方面，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擔的負擔越來越大。同時，當前國家在對農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相關項目建設以及社會事業支出時，改變了以往國家全額支付項目建設資金的政策，而是實行“財政出一點、村集體配套一點”的“兩點”政策。此類政策的實施更是無形之中加劇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負擔，這就要求農村企業組織必須適時地進行發展方向和發展目標的調整來實現資金的流轉，造成了原有經濟發展項目的滯后發展。

2.村級集體經濟出現負債現象。

由于國家政策變動或經營管理不善都會造成集體經濟企業的虧損或倒閉，導致了村級集體經濟存在較多的債務。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收支缺口比較大，有的甚至出現嚴重的收不抵支的現象。

3.村級集體經濟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日漸變小。

主要表現在：鄉鎮企業在進行產權制度變革時，農村集體經濟企業大多被變賣，逐漸退出了經營領域；國家和省市區重點工程項目的建設，占用了大量的農村土地，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基礎和資本優勢的逐漸喪失，造成了集體經濟發展空間日益變小；為了實現農村經濟的總體發展，迎合新的招商引資企業經濟發展目標，相應地削弱或消除了原有的經濟增長點，制約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目前，國家對廣大農村實行的政策優惠和扶持具有較大的普遍性，這就決定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要想真正實現集體經濟的發展，農村必須在利用國家優惠政策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身的能動性，結合集體經濟的具體發展現狀，制定符合農村實際水平的發展策略。

三、充分利用國家的政策支持和引導

1.加強農村的領導組織建設

要嚴格選拔村支書和村主任等職位人選，發展一批懂技術、善經營、政治強、素質高的年輕人來擔任具體職務，有利于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同時，加強對農村領導班子的思想教育和能力培養，讓領導班子成員牢固樹立為農民服務的思想。對領導班子成員進行定期培訓，努力提高其集體經濟的經營能力。進一步完善考核機制和獎勵機制，將領導班子成員的業績與其收益進行直接掛鉤，以調動其工作的積極性。

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對國家投向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等資金要進行整合，根據具體情況合理發展二、三產業，增強農村自身的“造血”功能；同時，要加大對貧困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將經濟政策和行政拉力相結合，對其進行項目安排和資金傾斜，實現各個集體經濟發展水平階段的農村都能獲得較快的發展。

3.實行“一村一策”的發展模式

要將國家政策的普遍性與單個農村經濟發展的特殊性相結合，實行“一村一策”的發展模式，結合每個農村的具體情況，充分挖掘其發揮集體經濟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對發達村、較發達村和欠發達村實行不同的經濟推進步驟，制定不同的發展目標，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四、依靠自身發展實現村級集體經濟的創新

1.對集體存量資產進行盤活

對集體經營不善的資產進行合理、有效的管理、使用和運作，實現集體存量資產的合理流動。通過對企業的經營產權進行向外租賃和承包，用租賃承包所得的資金投入農村的經濟建設，用于農村公益事業的建設，發展農村的基礎設施等；或通過租賃和拍賣實現集體資產由以實物為主向以價值形態為主的管理模式的轉變，進一步開發資產資源，在提高農村集體資金使用效益的同時，促進集體資產的滾動發展以及保值和增值。

2.實現農業的產業化經營

圍繞特色農產品發展和交易市場，建立流通經營服務實體，實現農村集體經濟向產業化的發展。充分利用農村、城鎮的地理位置優勢，采取大戶帶頭、集體主導、攤販唱戲的多元化形式，建立專業的銷售市場。組建農產品流通企業，通過與農民簽訂農作物產銷合同，實行產加銷一條龍服務模式，拓展農產品的流通渠道，在實現村集體經濟增收的同時，解決農民農產品銷路不暢的難題，實現農民增收。

3.積極進行招商引資

要充分利用國家的政策優勢，全方位、多渠道地引進外來資金，投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資金支持和發展活力；同時，要積極進行招商引資，實現招商引資模式的多元化發展，可以通過多元參股的方式，結合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辦一些運作活、機制新、上檔次的較大規模的二、三產業的發展項目，在更高層次上吸引外來資金。

4.健全村級財務管理制度

第8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1、會計實體的變化帶來審計實體的多樣化、復雜化。

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不僅突破了過去地域空間對經濟交往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導致企業組織之間的界限不再象工業經濟時代那樣清晰，特別是電子商務的出現，使得會計主體的外延不斷擴大，一個公司可能擁有大量的子公司，而且總公司又有許多的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和關聯企業。一個顧客——供應商的松散聯盟集團，使得公司的結構和功能具有了很強的變動性。隨著“網上公司”、“網上實體”的迅速發展，通過虛擬的網絡媒體空間，使不同地域各種各樣的人，為了某個工作目標暫時的聯結到一起來，而業務完成后就自行解散。帶來會計實體越來越多，也越發難以界定。由于空間范圍的擴大，使原來的傳統意義上的空間概念，擴大到虛擬的網絡空間，組織結構也由新的橫向網絡組織取代了傳統的金字塔式組織，由此使得我們的審計客體——被審計單位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被審計單位，范圍變大了，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難以界定，例如，我們在對利用世界銀行貸款的高新技術公司進行審計時，就遇到這樣的問題，該公司是由世界銀行貸款支助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轉制而來，同時它吸收了相關的投資公司、科研機構等入股成立，同時該公司又參股某一上市公司，使這一上市公司對其控股達到90%。這樣我們在對世行貸款這個項目進行審計時，就必須對這個項目本身支助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轉制形成的新公司，及其參股的上市公司進行審計評價，然而，但我們在審計實務中，卻發現兩公司的互為關聯企業，兩家公司本身在賬務會計的處理上遇到了難以界定的資產沒有入帳，這樣，我們在對項目的審計評價時難以全面、正確的下審計結論。

2、會計信息的不確定性，使審計的目標受到挑戰。

以網絡為依托興起的虛擬公司僅僅是一個抽象的聯合體，它更重要的資產只是人力資源和知識產權，根據會計理論的要求，會計信息必須和即將進行的活動或預期產生的結果完全相關，然而在目標情況下，會計信息在某些方面正逐漸喪失這一標準。企業大量的資產沒有得到或難以得到充分的確認和計量，某些特殊的資產如土地、自然資源隨著社會的發展會不斷增值，但在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卻未充分反映出來。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知識正作為一種全新的資本、一種關鍵性的生產要素進入企業的發展過程中。知識創新這種無形資產的比重日益增大，在資產負債表上也得不到任何反映。同時，新技術的采用使得產品生產的周期縮短，會計人員在現行的定期（年度、中期）財務報告制度下，無法為我們審計人員提供及時、充分有相關性的會計信息，使得我們的審計往往是在事件發生以后才進行審計，審計難以對審計對象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效益性進行準確、及時的判斷和評價，加大了我們審計的風險，同時，在工業經濟時代，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我們的審計目標主要為投資者、債權人服務的，而在知識經濟時代，審計的目標不僅要維護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利益，也要維護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和社會利益。因此，審計的目標將不再局限于物質資本要素所有者，而應定位于整個社會。例如對企業人力資源利用狀況、企業商譽、商品品牌等無形資產價值等發表審計意見。

3、會計信息產生、傳遞方法和途徑的變化，帶來審計技術和方法的變革。

在現代知識經濟和信息化大潮的推動下，現代會計信息實質上是會計人員按會計準則挑選最有用的數據利用現代計算機、網絡和通訊等信息技術加工處理形成的綜合信息，它是對傳統會計模式進行重購，并在重購的現代會計模式上通過深化開發和廣泛利用會計信息資源，通過計算機系統網絡化的傳遞，使會計信息能夠滿足不同使用者對會計信息不同層次的需要。由此，作為審計證據的會計資料的信息化，必將帶來審計技術和方法的重大變革。否則，現代審計將會越來越難以適應目前會計信息化發展的要求。

一方面，會計數據的存儲介質和形式、會計數據的生成和傳遞方式實現無紙化，我們審計人員將很難甚至根本無法能過肉眼跟蹤會計業務的處理，也無法用傳統的方法考查會計檔案數據的安全性、有效性、完整性和準確性。

另一方面，企業內部控制的重點會計人員和會計業務部門轉移到電子數據處理部門，財會人員對交易的直接監督減弱了，原來的內部控制體系難以適應這一變化。計算機數據處理的集中性、連貫性，使大部分職權分割的控制作用近于消失，數據庫存儲主體的改變及其共享程度的提高，又使會計中的賬簿控制體系失去了作用。在這種條件下，用經符合性測試得出的控制風險極低的結論來決定實質性測試的范圍、重點，必將加大審計風險，降低審計效率。

從上述幾個方面可以看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會計和審計所面對的巨變環境是一致，尤其是審計和會計關系的血緣性聯系，使得會計每一次的重大變革，都直接導致審計的重大變革。傳統手工會計對應的是手工作業審計及手工作業審計技術，而面對知識經濟條件下的會計信息化的發展，我們的審計正面臨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任何正視這些問題，不斷尋求新的辦法，去適應新時代對我們審計的要求，這個艱巨的任務擺在了我們每一個從事審計工作的人員面前。

一、對政府審計的內容進行調整和拓展

作為政府審計的實際業務部門，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必須順應時展的要求，及時調整和拓展政府審計的內容。首先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審計，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創新金融工具種類和數量迅速發展，衍生金融工具給審計提出了新的內容和要求，另外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以知識為基礎的無形資產和智力密集型行業如高科技、軟件公司等的大量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起著決定性的額作用。與此相聯系，企業資產結構中，無形資產和人力資本的比重將會大大提高，并且成為企業價值的重要決定因素，這樣，在知識經濟條例一廠，兩者將逐漸成為審計的內容，而且從地位將逐步得到提高。同時，由于政府審計賦有保障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維護國家財政經濟秩序的責任，因此，在未來發展中對影響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的各種非財務信息如：某些管理咨詢信息或財務報告分析信息；財務預測信息；事關企業未來經營成敗的因素；企業近期所面臨的營業和行業風險等明細信息，這些信息在當前是政府宏觀經濟發展決策和各行業或企業發展戰略決策的十分重要的依據，理所當然，這些信息也就成為了我們政府審計不可回避的審計范圍。

二、重新評價審計人員的地位和作用，注重對內容控制制度的研究

在網絡信息時代，具有信息意識、掌握現代網絡信息集成方法和傳遞技術的新一代審計人員，作為社會公認的獨立鑒證者，將對社會不同層次人員需要的許多財務或非財務信息的質量及其充分性、及時性、公允性等方面，提供更為突出的審計鑒證服務。與此同時，隨著網絡經濟的發展，各個公司或企業的管理部門，為了適應新經濟的要求，一定會建立和維持著一系列的有別于傳統并高新運行的內部控制制度，以協助管理機構實現其管理的目標，同時更為完善自身信息質量提供有效保證，這樣，對于我們審計人員來說，為了大大降低審計風險，提高審計效率，對于客體的內部控制制度的評價和研究的重要性地位將會日益突出。超級秘書網

第9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營銷場域;場域-資本-慣習;鋼材市場

一、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市場研究

市場本意是指“貿易”或“貿易的場所”,西方市場含義從原初的“一個交易者進行交換的物理空間、人們的聚集以便從事相關的經濟活動、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權利”,到近代的市場意味著“一般性的買賣關系”。從那時起,經濟學家把市場視為一種抽象的價格機制(朱國宏,1999)。當前,主流經濟學仍然把市場視為理性個人決策者基礎上的價格機制。

從歷時維度梳理市場的經濟學研究,可從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論點中得到體現: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把市場的主題定義為市場與勞動的分工及市場對價格的影響;馬歇爾的邊際主義學派分析市場的局部均衡理論——生產者對利潤的最大化追求與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爾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過程理論——自發秩序的市場,排除外在干預如國家、法律等;凱恩斯對薩伊定律的批判——強調國家政府干預的市場無效問題;以及二戰后以諾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對市場的研究——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制度。

經濟學家關于市場的研究忽視了“市場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復雜的市場現象簡單化為純經濟問題來處理的弊病。當然這其中經濟學制度學派的市場理解——把市場視為一種制度,為經濟學與社會學共同關注“市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窗口。正如喬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經濟學理論是關注市場的,(而同時)它也正是造成一種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們很少將注意力關注于市場理論”(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經濟學文獻關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制度即市場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認為“經濟學家宣稱要研究市場,但是在現代經濟理論中,市場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為模糊”(Coase,1988)。

市場現象是復雜的,正由于市場現象的復雜性以及經濟學自身對市場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努力,促使了對市場研究的“社會化”。與此相應,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市場的古典作品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分析,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實質是一種社會性的構成形式,市場是由社會關系組成的;韋伯強調的權力競爭的市場——在市場中發生的社會行動往往是以競爭的形式開始而以交換的形式結束的;波蘭尼在《大轉變》一書中力圖進行的工作就是認為具體的市場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并由現實的社會結構所決定;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與尼爾•J•斯梅爾瑟(NeilJosephSmelser)在《經濟與社會》中,他們主要是在結構——功能的系統分析中闡述了社會體系支撐下的市場。

瑞典著名的經濟社會學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市場,強調市場是各方間通過交易而維持的不斷發生的一種固定互動模式;美國的社會學家尼爾•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從市場的制度角度出發,認為一個穩定的市場需要產權、治理結構、交換規則和控制觀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場的問題上,弗蘭克•道賓(FrankDobbin,2008)主編的《經濟社會學》一書中的作者們,特別關注影響市場形成與演化的四個因素:政治制度、經濟模型、社會網絡以及經濟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認為還存在另外一些從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國發展的一種他們自己獨特的市場社會學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構成了市場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經濟社會學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1960)、《區隔》(Distinction)、《經濟的社會結構》(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經濟人類學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綱要性闡述。布迪厄對市場問題研究的切入,主要是應用他的場域-資本-習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論框架。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源于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這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另外一種思路,這種思路顯然不同于西方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國經驗似乎是對我們現有經濟發展理論之主要原理的一個巨大挑戰”(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種特殊的市場營銷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寧人在滬建構鋼材專業市場為例,探討周寧人的市場營銷實踐所帶來的理解市場建構的新視角。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一個人口不到20萬的小山縣現在卻有6萬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邊從事鋼材貿易行業,周寧縣人在上海的幾十個鋼材貿易專業市場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以及鋼材專業市場內部運作邏輯是什么,為什么近十多年來周寧縣人紛紛涌入鋼材專業市場從事鋼材貿易行業,而不是其它的行業,鋼材是同質性強且資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場中競爭強烈的企業如何獲得利潤從而進行自身的再生產,以及鋼材專業市場的發起、穩定與變遷的內在動力、變化機制是什么。

二、營銷場域:市場運作的分析方法與范式

(一)“場域-資本-習性”及其分析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來在西方學術界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當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創建了一種“建構的結構主義”的獨特思想風格和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布迪厄的理論雖然艱深,但有一組核心概念和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即“場域-資本-習性”。布迪厄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提煉出一般的場域理論分析方法的同時,“確信只有深入一個經驗的具有歷史處境的現實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會最深刻的邏輯”(布迪厄,2007)。針對本文研究的鋼材專業市場,這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根據鋼材市場具有的特有運作邏輯,尋找鋼材專業營銷場域的“本土”性的現實機制——經驗的特殊性。

要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理解市場的運作,首先必須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性思維”;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傾向行為哲學——習性概念,這是分析與理解營銷場域的關鍵;第三,要理解不同場域有不同的“邏輯與運作規律”。場域具有“場域的同構性”特征,即“差異中的相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場域-資本-習性”的一般特征與分析營銷場域的方法和步驟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主要是認為“社會科學無需在這些極端(行為與結構)之間進行選擇,因為社會現實既包括行為也包括結構,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歷史,而這些社會現實的材料存在于關系之中”(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其場域與習性概念的分析體現了關系性思維的分析特點:“一個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些列客觀歷史關系構成,而習性則由‘積淀’于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系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

布迪厄認為習性是作為一種生成的自發性,在與不斷變化的情境的臨時遭遇中確定自身,它遵循著一種實踐的邏輯,這種邏輯雖然含糊,帶有大約的性質,但卻確定了與世界的日常聯系(布迪厄,2005)。習性體現了“結構化了的結構(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structures)”兩層含義,結構化了的結構是指習性源于早期的社會化經歷,是結構的產物,為行為設置了結構性的限制;促結構化的結構是習性作為一種結構化的機制,是實踐的產生者,為實踐的生成提供原則(布迪厄,2005)。總之,習性的核心意義在于它表示行為的身體基礎與認識基礎,強調創造性、生成性,但同時又是習慣性的行為方式。如戴維•斯沃茨闡釋道,“它們指向一種實踐的而不是話語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識的、身體化的同時是認識的、再生產的但又是創新的行為理論”(斯沃茨,2006)。

何謂場域,布迪厄曾如此定義:“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對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制度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都是客觀決定的;而決定這些位置的是它們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它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結構上的對應關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觀點,場域即游戲的實踐空間,場域運作與轉變的原動力在于場域的結構形式,特別是根源于場域中各種特殊力量之間的距離、鴻溝和不對稱關系;場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據者用各種策略來保證或改善自己在場域中的位置,獲取更大的利益,以便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爭斗的空間。

資本是積累的勞動(以物化的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能夠以具體化的或活的勞動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資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擴大的形式去獲取生產利潤的潛在能力,資本包含一種堅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種銘寫在事物客觀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認為資本主要有四種形式:即經濟資本(財產)、文化資本(尤其是教育資歷)、社會資本(主要體現為社會關系網絡,尤其是社會頭銜)和符號資本。資本與權力是相連的,一個人擁有資本的數量和類型決定了他在場域空間中位置,各種資本之間存在相互轉換的可能性,經濟資本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認為習性、資本和場域之間是一種雙向互構關系,這主要表現在:(1)習性取決于場域中行動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資本的占據而構成;(2)場域對習性是形塑關系,同時場域制約著習性;(3)習性對場域有認知的建構關系,場域是一個被賦予了價值和利益,值得行動者去投入的世界;(4)資本與場域是相依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行動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5)場域是一種網絡結構,如果沒有資本,空洞的結構也是沒有意義的。

布迪厄認為根據事物具有“結構與功能的同構性”特性,說明了不同場域具有差異中的相似性——場域具有同構性特征,即“在場域發展出同型的特征——諸如統治位置與被統治位置、排除策略與侵占策略、再生產機制與變遷機制等——的意義上,不同的場域具有同構性”(沃爾茨,2006)。這是布迪厄場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論原則,也是場域理論的解釋原則。正基于這種觀念,本文提出的“營銷場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場域理論的依據。

另外,布迪厄認為開展場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驟是:第一,必須分析與權力場相對的場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實踐場域與更大的權力場域結合起來;第二,必須描繪出行動者或群體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關系的客觀結構,這些行動者或群體是為爭奪在這個場域中的特殊權威的合法形式而展開競爭的;第三,分析行動者帶入他們在場域中的相應位置的習性,以及他們在競爭場域中追隨的社會軌跡(包亞明,1997;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沃爾茨,2006),這為人們分析營銷場域提供了研究進路。

(二)營銷場域:一種市場運作的分析范式

營銷場域理論的基礎假設主要包括:其一,人類的行為無法用理假設分析,更多地是考慮行為合法性,表現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習性”實踐上;其二,行為的選擇偏好來自特定場域,即經濟是嵌入在場域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制度、規范以內生的形式,建構理選擇的偏好。營銷場域中的行動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與目標和制定實現目標的策略時,總是從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場結構中尋找資源。

營銷場域從分析的意義上說,可以定義為營銷場域里各個行動者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網絡或構型,強調營銷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競合關系的社會實踐空間。這樣理解的市場其特征主要有:強調市場中個人或組織之間的互動、市場出現統治結構或聯盟、能勾畫出市場中行動者各個位置之間的客觀結構,以便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行動者明確占有資本與它們之間的轉換以及強調習性的實踐性。

從概念化的意義上看,營銷場域理論必然是一種市場社會學的分析范式。市場被概念化為場域的一部分,或者說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場域,它主要說明的是市場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市場的動力機制問題。比如以價格為例,價格是由該營銷場域的結構所決定,而非其他,這與經濟學分析市場中價格的形成機制是不一樣的,“價格不能決定整體結構,而整體結構能決定價格”(Bourdieu,2000)。針對作為場域部分的市場,布迪厄強調經濟生活主要是由行動者與特定的行動習性在營銷場域的遇合,同時市場深受某一完整的經濟場域影響。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包括了不同位置間公司的權力關系,它通過各種資本(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以及象征資本等)的聯合與競爭加以維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處于被支配地位(挑戰者),它們之間一直充滿著競爭。另外,在這一場域之外,尤其在國家層面上所發生的一切,比如某個產業政策的變化,在市場內部的競爭中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場域理論貫通了微觀實踐習性個體與宏觀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的互動以及具體的市場起著橋梁中介作用,即市場傳達了個體的實踐引起社會的變化,同時宏觀層面的政策變動通過具體營銷場域而影響場域中個體的策略抉擇。

布迪厄關于市場的最經典論述在于《經濟人類學原理》一文中的表達:“人們所說的市場是兩個互相競爭的行動者之間的交換關系的總和,正如齊美爾所說,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種‘非直接的沖突’基礎上,即依賴于通過權力關系建構起來的場域結構。該場域內的行動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強化著這種權力關系,他們往往變相使用所能運用的權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縱國家權力”(轉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強調行動者在場域中實際占有的位置、客觀關系的社會結構而進行競爭,從而不斷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布迪厄用“場域-資本-習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場中個體、企業、企業組織聯盟,以及市場甚或營銷場域之外政策層面的關系。

三、案例:上海周寧人的鋼材專業市場

人們可以對鋼材專業市場做這樣的理解:從物質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為具體的鋼材交易市場,同時從市場承載的內容與功能看又是鋼材商品流通的領域,是利益相關人的社會關系樞紐與窗口,它還連接和反映著特定文化、制度與政策的環境,并且具有“自我強化”、“自我再生產”的機能。做這樣理解的鋼材市場,恰是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概念化市場所具有的意蘊。由此,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專業市場可以理解為:它是由為獲取經濟利益而進駐的行動者——周寧人及相關利益者(企業家、商人、雇工以及與市場相關的利益者,如當地政府等)占據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來確定其社會位置的,行動者憑借各自擁有的特定資本與具有的習性,在一定的營銷場域中生活、經營與管理,同時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客觀經濟環境與社會結構變化中,不斷地創造、建構、經營和不斷再生產身處其中的市場與自身。周寧人是通過在實際情境中不斷調整其行動策略的(遵循“習性”實踐邏輯的),這種策略是構成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和行動者心態結構的基礎,是市場與市場參與的行動者雙重結構獲得不斷重塑,進行同步同質雙向互動的結果。

閩東山縣周寧人外出務工經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闖大上海的習性來自三個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歷史上遷徙文化的影響,以“走的越遠越好”的社會心理為驅動;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觀念強,在外出務工經商者的族親隱射中形成習性的“前結構”鑄模形態;第三,每年春節期間滬上老板小車鬧山城,成功人士的創業事跡給平常寧靜的山縣籠罩一層厚厚的創業商業氣氛,創業文化習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宏觀政策支持,也為周寧人到上海務工經商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四、結語

把市場當作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看待,它注重“場內”運作以及與“場外”場域的互動。應用營銷場域理論理解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市場,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場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單純價格機制問題,更應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結構。這樣理解的市場,其“場”中有鮮活的行動者、行動者之間的互動(競合)、場內行動者和場域本身文化的功能體現與意義表達,以及營銷場域與場外權力場的關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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