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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報酬范文

論文摘要　《刑法修正案（八）》增設的拒不支付動報酬罪侵犯了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權，同時也有損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作為一項新的罪名，需要就“勞動者”、“勞動報酬”、“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等司法認定問題進行研究，以更好地指導司法實踐。

論文關鍵詞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　勞動報酬　勞動者 

一、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價值蘊含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入刑后，刑法中已有四個屬于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勞動刑法”范疇的罪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強迫職工勞動罪、雇傭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重大安全事故責任罪，以保障、維護弱勢群體的公平正義為價值基礎的“勞動刑法”雛形正在形成，勞動者的財產所有權、生命健康權等權利有日趨完善的刑法保障，這對刑法向保障人權的方向有著深遠意義。為了更好的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加強對民生的刑法保護，《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簡稱《修正案（八）》）第41條第1款規定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該罪的設立具有以下重要價值：一是符合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近年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現象在我國呈現愈演愈烈之勢，該行為不僅對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威脅，而且引發群體性事件或個人極端事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隱患，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因此需要運用刑法進行抗制。二是加強了對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在勞動關系中，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地位平等但不對稱，利益關聯但不一致，處于弱勢方的勞動者的利益往往受到威脅。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規定為公訴案件，由控訴方承擔舉證責任，加強了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保護，有助于全社會形成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三是有利于與其他部門法的銜接。《修正案（八）》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行為入罪，使刑事處罰與行政監管措施、民事救濟措施相互銜接、相互補充，形成嚴密的勞動法律保障體系，以更有效地預防和懲處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為。四是符合國際刑事法治的發展趨勢。《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第7條要求締約國應“保證最低限度給予所有人公平的工資和同工同酬而沒有任何歧視”。為貫徹相應的國際義務，很多國家和地區紛紛通過國內立法，用刑事手段懲治拖欠工資的行為。在當今世界各國法制相互交流、相互借鑒與吸收的大環境之下，《修正案（八）》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行為入罪，是我國信守國際條約、貫徹國際義務的體現，彰顯了我國作為一個新興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二、本罪犯罪構成的探析

（一）本罪犯罪對象

本罪犯罪對象即為勞動報酬，其范圍需界定。勞動報酬指勞動者付出體力、腦力勞動所得的對價，是勞動者創造的社會價值，用人單位支付的報酬包括三部分：（1）貨幣，即用人單位以貨幣支付勞動者的工資、補貼等；（2）實物，即用人單位以免費或低于成本價供給勞動者物品或服務；（3）社會保險，指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應當向有關保險部門支付的失業、醫療等保險金。現實中還經常存在雇主或單位故意拖欠勞動者的退休金、在職務中受工傷應得的醫療費。筆者認為，將報酬范圍重新表述為“勞動報酬及其他法定為勞動者應付款項”，擴大勞動者應得的合法權益，最大化保障勞動者財產權益。另外，“數額較大”的標準需界定，概括性規定不能為法官對定罪量刑提供絕對值的。筆者認為實踐中，應通過將所拖欠報酬數額同勞動者收入及當地人均生活消費水平對比，來具體認定。

（二）本罪客觀方面

本罪客觀方面為以轉移、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報酬或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仍不支付的行為。

1．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不作為行為多樣。既有行為人采取逃避、抗拒履行支付義務的積極不作為，也有直接不履行義務應對勞動者討薪的消極不作為。筆者認為，超時工作不發加班費、隨意扣留罰款等隱性欠薪現象屬于非法克扣，這也屬于不作為的具體方式，用人單位在無正當理由情況下，通過各種途徑、借口扣減勞動者勞動報酬，支付一部分扣下一部分。因其也具有行為危害性，將其界定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行為，符合本法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立法精神。

2．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的地位。理論上仍有主張將該條刪除，認為這一要件使有關部門的監管成為構成該罪的必要程序，否則法院不會受理，會將刑法束之高閣，不利于刑法對欠薪“嚴打嚴懲”，這實質上是寄希望于重刑的“刑罰迷信主義”。筆者認為這一設置并非多余。從法律體系上看，目前我國《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規針對拖欠克扣勞動者工資的行為有明文規定的處罰，此條件可限制眾多情節輕微的欠薪行為被起訴來節約刑法資源，邊沁有名言：“沒有包治百病的靈藥，必須根據患者的性質及情況同時適用不同的措施，醫藥的秘訣就是研究所有的措施，將它們結合使用”對于欠薪，各部門法有其優點與局限性，必須“審時度勢”運用刑法，避免以“重罰勝于嚴管”的理念來對待現象。

（三）本罪的主體

本罪的犯罪主體既包括了人也包括單位犯罪主體。勞務派遣形式下犯罪主體需具體界定，根據《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在勞動者未被派遣的情況下，用人單位為勞務派遣單位，筆者認為，此時的責任主體為勞務派遣單位。在勞動者被派遣的情況下，該種情況下勞務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均應為用人單位，此種認定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證勞動者合法權益。現實中還存在轉包、分包等民事關系，此時與勞動者直接負有支付報酬義務的單位或個人才能構成本罪主體，其他“經手人”則可以通過民事等程序解決。

（四）本罪的主觀方面

主觀故意的認定標準需具體化。實踐中認定拖欠報酬的原因比較復雜，筆者認為，如果行為人由于生產受到困難，一時難以支付報酬，那么行為人主觀上并非故意拖欠，而是受制于條件迫不得已。反之行為人在沒有任何支付困難的情況下，為非法占有報酬的目的，采取奢侈消費、卷款潛逃、直接拒付等方式不履行支付義務，那么主觀上就應為故意。因此認定是否存在主觀故意，應綜合考慮的客觀環境條件及企業自身拖欠的時間因素。

1．客觀環境條件是指行為人在拖欠報酬時，是否有條件、能力讓其足額支付勞動報酬。該認定條件包括拖欠報酬是否由于自然不可抗力；由于市場環境的急劇變化或自身經營惡化；是否因陷入三角債務關系，等待債權的實現等導致無法支付的情形。如2008年海嘯，眾多國內企業因為外貿訂單急劇下滑及貨款無法回收而瀕臨破產，此時用人單位確實無力支付勞動報酬，因此不能認定其有主觀故意。

2．某些拖欠僅由于企業自身效率低下，那么也不能斷然認定行為人的主觀上故意。只有將拖欠行為時間及拖欠的次數進行全面考慮，才能得出正確認定。一方面，拖欠的時間不能過長，筆者認為，應當借鑒、國外的相關規定，限定拖欠報酬為三個月的時限；另一方面，應限定拖欠報酬的一定次數，不能過于頻繁。否則，行為人可能會利用高頻率的方式，變相拖欠勞動報酬，逃避制裁。

第2篇：勞動報酬范文

    仲裁結果

    仲裁委員會作出裁決：

    1.楊某1997年收回貨款為894622.20元，可計酬35784.89元，扣除超過3個月未收回貸款計息13202.83元及未退挪用款12000元，水泥廠付楊某合計10582.06元；

第3篇：勞動報酬范文

一、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侵犯的法益

《刑法修正案（八）》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作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之一增設在侵犯財產罪一章中，毫無疑問，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所侵犯的法益可以從其隸屬的類罪――侵犯財產罪的法益內容得出提示性的答案。侵犯財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取得公私財物，或者挪用單位財物，故意損壞公私財物的行為。對侵犯財產罪法益的正確理解，將直接影響違法犯罪行為的定性。在我國刑法理論界，財產犯的法益是財產的所有權，沒有任何爭議，即財產罪侵犯的是公民的公私財產所有權，是對所有權整體全能的侵犯，這是絕大部分侵犯財產罪的本質屬性。所以，作為侵犯財產罪之一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他所保護的法益亦為勞動者的財產所有權。

有觀點認為財產犯所侵犯的法益首先應該是財產所有權及其他本權，這里所提及的“財產所有權”可以根據民法來加以確定，即財產所有權包括財產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本權”包括合法占有財物的權利和債權，在合法占有財產的情況下，占有者雖然享有占有的權利，卻沒有其他權利尤其沒有處分權。有觀點認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侵犯的法益是勞動者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而非所謂的財產所有權，此觀點的依據是，盡管我國《憲法》對勞動者勞動報酬的權利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但是在《勞動法》第三條明確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勞動權利。”既然勞動者獲取勞動報酬的權利已經被規定在勞動法中，那么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所侵犯的法益即為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權。筆者認為，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可以認定為民法上的債權，即上文中提到的本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是侵犯財產權的行為，但是其侵害的法益應該是債權。根據《民法》的相關規定，財產所有權和債權之間有著明確的界限：第一、權利主體有所不同。財產所有權的權利主體是特定的，而義務主體不特定，然而債權的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均是特定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是勞動者與特定的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務關系，權利義務均特定。第二、內容有所不同。債權的內容是債權人享有的權利和債務人應承擔的義務，債權表現為一種請求權，其實現需要借助債務人的作為行為，而財產所有權表現為支配權，其權利的實現需要他人的不作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表現為勞動者對于用人單位拖欠自己的勞動報酬的一種請求權，因此應界定為債權。第三、權利的產生途徑不同。財產所有權的取得主要為原始取得和繼受取得，而債權的取得主要有合同之債和法定之債，本罪恰恰是由合同而引起的合同之債，因此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所侵犯的法益為債權。

雖然侵犯財產罪這一類罪所侵犯的法益為財產所有權，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因為債權也是一種財產權，只不過在具體罪名下，將法益表述為債權更加形象更加貼切更加具體。本罪從法律關系上來講，行為人拒付勞動者勞動報酬之行為，是侵權和違約二者之間的競合，其本質為債權債務的糾紛，是侵犯財產的行為。本文之所以說拒不支付勞動報酬中勞動者勞動報酬的權利屬于債權，除了以上提到的兩點區別以外，還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根據 2013 年 1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刑法所保護的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是指勞動者依照《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等法律的規定應得的勞動報酬，而勞動合同則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的有力憑證，也是權利受侵害時獲取公力救濟的最好保障。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勞務雙方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此時，如果雙方存在事實上的勞務關系，其勞動報酬仍然能夠獲得刑法上的保護；第二、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簽訂合同或者口頭協議以后，通常情況下都是勞動者先向用人單位提供勞動服務，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勞動之后，用人單位才針對勞動情況或者根據勞動合同向勞動者支付相應對價，即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但是當勞動者通過自己辛苦的勞動提供勞務之后，其用人單位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報酬，使得勞動者不能獲取相應對價，嚴重侵害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權，此時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應是用人單位將自己的一部分金錢義務性的轉移給勞動者，即民法上的交付所有權轉移。所以，本罪所侵犯的法益為勞動者的債權。

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構成要件

1.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主體要件為為一般主體，即企業和自然人。

2.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即主觀上明知自己的“不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的這種不作為行為會產生勞動者不能及時實際得到勞動報酬的社會危害后果，卻希望或放任這種后果發生。應認定為故意的幾種情況：（1）明確表示拒不作為的，即明確拒絕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的，應當然地認定為故意。包括無正當理由拖欠，不論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2）雖表示應支付，但主動實施作為，為不支付找借口的，應認定故意。如無正當理由轉移財產，造成無支付能力假像的；用人單位主要負責人或指使發放勞動者勞動報酬的工作人員逃匿，造成無法支付假像的；或非法克扣工資或罰款的。

第4篇：勞動報酬范文

一、勞動報酬比重變動的理論依據

黨的十報告明確指出，勞動者報酬是勞動者在一定時期內從企事業單位以貨幣工資等方式獲取的勞動報酬，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率，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率。涉及收入分配領域的理論主要有西方收入分配理論與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論。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提出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馬克思得出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資本有機構成與勞動報酬份額是呈負相關的。這一觀點是在資本積累和有機構成的基礎上，研究資本報酬份額和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動后得出的。馬克思根據資本在勞動過程中是否能夠使價值增值，把資本分為可變資本(V)和不變資本(C)。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基礎，我國學者梁東黎把一個經濟體看成由技術應用部門和技術發明部門組成的兩部門模型，把經濟體分為開放經濟和封閉經濟兩種基本類型，把技術進步看成基本的事實，著重對技術進步的資本有機效應進行研究。梁東黎通過深入的理論研究后發現，技術進步對整個社會資本有機構成的影響具有階段性，這一階段就是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技術發明部門的發展程度是影響發展階段的決定性因素。

在初級階段，技術創新使得整個社會資本有機構成上升。在開放型經濟中，發展中國家全社會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原因是經濟發展初級階段呈現發展中國家主要依賴經濟己發展國家先進技術的輸入方式來發展社會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由于技術發明部門的發展程度比較緩慢，而技術應用部門規模較大，技術創新或技術進步使得技術應用部門資本有機構成趨向上升，等于整個社會資本有機構成呈現出上升勢頭。在經濟發展的中級階段，技術創新對整個社會C:和V構成的影響不明顯;在開放經濟中，經濟欠發達國家通過自主創新和技術輸入促進本國技術進步的同時，技術輸入對技術應用部門產生了影響，并且對技術發展部門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其結果是兩部門的發展較為相當，技術進步對兩部門資本有機構成的正負效應相互抵消平衡，使得整個社會C:和V構成保持不變。開放經濟條件下，在歷史發展的高級階段，發達國家來通過技術輸出使對技術發明部門勞動投入的需求在根本上擺脫了對該國技術應用部門產品需求的制約，使技術發明部門相對獨立于本國技術應用部門而獲得較快的發展。在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技術發明部門由于整個社會技術水平很高而得到很大的發展，技術進步導致技術發明部門C:和V構成下降的影響大于技術進步導致技術應用部門C:和V構成提高的影響，從而使整個社會資本有機構成下降。其結果是技術進步導致全社會C:和V構成下降。這與我國學者李稻葵等(2009)指出全球化、經濟發展水平、民營化等是影響勞動報酬占比的重要因素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按照梁東黎運用技術發明部門的發展程度判斷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在持續下降是因為現階段技術進步導致全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現階段，我國不是封閉經濟，走過了單純依賴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輸入發展生產的階段，正處于歷史發展從初級階段向中級階段過渡的時期，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領域處于低水平的均衡狀態。未來一定時期內，經濟增長己經不是社會發展的最主要目標，所以初次分配領域必須進行比率的調整，所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率的重要性才出現在十報告里，可見提高勞動報酬意義之重大，影響之深遠。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論認為，勞動者具有物所不具備的適應人類需求改造自然的能力。人和物在生產過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兩者的作用是不同的。物不論多么重要，它在生產過程中是一個被動的因素，像資本的價值只轉移到新生產的產品中，并不創造新的價值，我們不能指望靠巧合得到新財富。人是主動的因素，可以適應人類的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相對于人來說具有的新價值，這是人類財富增多的主要來源，所以必須提高勞動者的報酬收入。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性的表現是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才會被極大地調動。在社會經濟發展使勞動者獲益增加的前提下.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才能獲得強大的后勁和持久的動力，整個國家的社會財富才會持續不斷地增長。因此，要調動廣大社會勞動群眾的生產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就需要提高勞動群眾的勞動報酬。

二、提高勞動報酬的實現路徑

通過研究，我們己經掌握資本有機構成與勞動報酬比重內部的變動規律。為此，要提高勞動報酬比重，實現路徑需要從制度或體制、政策、經濟層面進行統籌調整，形成合力。

(一)制度或體制層面

1.制度方面要完善收入分配機制

我國在不斷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場決定各要素或資源的收益。初次分配時，在注重效率基礎上還要重視公平。對于地區勞動報酬的差異，實行差別稅率，調節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以縮小地區間的勞動報酬差別。在分配領域，要保障低收入者收入，通過逐步完善稅收制度，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保障他們的利益。

2.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

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實現勞動力的充分競爭和市場統一。我國的基本現狀是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勞動力供求結構的失衡影響著勞動就業的實現及其工資水平的提高，要通過調整勞動力供給結構來調節勞動力供求的失衡。合理的工資水平是在市場充分競爭中形成的，要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這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率的前提，同時深化勞動就業制度改革，取消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勞動者的城鄉差別、不同用工形式等身份界限、不同所有制之間的差別，維護勞動者公平就業的權利，切實維護市場經濟按勞動要素貢獻分配的公平分配原則。

3.引導企業轉型

建立有利于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發揮的經濟體制和經營管理機制，加快走股份合作發展的道路。勞動密集型產業要繼續生存，必須促進企業轉型，走品牌、差異化的道路。現在中小企業面臨的重重困難，正是引導企業轉型的好時期。國家應當為企業走科技創新之路創造良好的環境，提供優惠的信貸政策，幫助企業進行RD活動;企業應加大自主創新投入，通過提升創新能力、掌握核心技術不斷提升企業競爭力。

4.建立和完善工資增長機制

目前仍然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和制度來對工資的增長進行規范和保障。要建立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把勞動報酬增長納入到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評價中。從制度上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增強勞動者與企業的博弈能力，建立平等的勞資關系。提高勞動者的報酬收入就必須建立職工工資水平隨經濟增長、企業效益、物價水平等變動相應的增長機制，實現勞動者報酬的增長與經濟的增長速度相匹配，保證廣大勞動者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二)政策層面

1.國家要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

推進依法行政和社會管理創新，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建設服務、責任、法治、廉潔政府。切實把政府工作的重點轉移到提供公共服務上來，做政府該做的事。要建立健全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收入分配制度，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完善宏觀調控體系。

2.政策制定和制度創新要向勞動要素傾斜

為提高我國勞動者報酬，縮小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制度時必須有所側重。首先，在資本與勞動之間，政府要改變過去向資本傾斜的慣性思維，政策和制度要逐步向勞動要素傾斜，通過產業結構調整鼓勵和支持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發展。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向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傾斜，在市場準入條件方面應當放寬，改善投融資環境，鼓勵其吸納勞動力就業。同時，政府定期頒布行業工資標準和最低工資限額，根據宏觀經濟整體和各個行業的發展狀況定期調整和完善，切實維護勞動者的收益。其次，政府在制定財稅、投資、貿易等政策時，向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傾斜，使全國的人才、資金、技術、信息等要素能夠大規模流向這些區域。

3.建立健全職業培訓機制，提高勞動者素質

首先，提高人力資本存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報酬水平總體上與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程度成正比。要提高勞動報酬的比例，就需要不斷提高勞動者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政府要把為勞動者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督促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在職培訓、再就業培訓及職業教育作為己任，努力將我國的人口數量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源紅利。其次，按照職業資格標準和不同行業、不同工種、不同崗位對從業人員的技能要求，根據各地區和產業發展對勞動者素質的不同要求及各用工企業的需求，制訂切實可行的職業技能培訓方案，促使我國的人口數量優勢轉變為人力資本紅利。

(三)經濟層面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第5篇：勞動報酬范文

一、收入分配已成影響社會穩定重要因素。近年來,我國出現了一些由勞動關系矛盾引發的群體性極端事件,如“通鋼事件”以及部分地區“出租車停運事件”,其重要原因是普通職工的收入水平低、福利待遇差。據不完全統計,因收入分配和保險福利問題引發的勞動糾紛占勞動糾紛的65%以上,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

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全國總工會近期一項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

二、部分企業經營者抵觸工資集體協商。目前,工人提高待遇最有利的工具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截至2009年,全國簽訂集體合同124.7萬份,覆蓋企業211.2萬個,覆蓋職工16196.4萬人。

但目前推動集體協商機制建設還存在諸多困難:一是有的企業經營者認為集體合同會束縛自己,害怕集體協商會帶來麻煩,因此有抵觸情緒;二是一些工會干部認為自己受雇于企業,開展集體協商無能為力;三是一些職工對集體協商不太關心,自我維權意識還不夠。

第6篇：勞動報酬范文

關鍵詞：初次分配；勞動報酬；比重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1-0073-02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意義。這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客觀要求，對于建立健全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解決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的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降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常用收入法核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解析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本狀況。按收入法核算的GDP可細分為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四種要素收入。其中，勞動者報酬是勞動者所得，生產稅凈額是政府所得，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是企業所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這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總量和結構看，收入分配長期以來向政府、企業傾斜，而作為居民收入主體的勞動報酬增長滯后、比重偏低。據有關研究，1992—2007年，國民總收入增長了8.44倍，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收入增長了9.36倍，企業收入增長了10.36倍，居民收入增長了7.66倍。從分配結構來看，1992—2007年，政府所得比重從15.53%上升到17.05%，上升了1.52個百分點；企業所得比重從19.06%上升到22.95%，上升了3.89個百分點；居民所得比重從65.41%下降到60%，下降了5.41個百分點[1]。數據顯示，近年來，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都高于居民收入增長，并且超過了國民總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則低于國民總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在初次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比重都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卻在下降。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數據，從地區生產總值收入法項目結構看，我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是不斷下降的。在2002年以前，勞動報酬所占比重均在50%以上，2002年為50.92%，2003年下降到50%以下，到2007年則已經下降到39.74%，2002—2007年5年下降了11.1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反映資本凈收入的營業盈余在2002年為19.36%，到2007年快速上升為31.29%，5年上升了11.99個百分點；在這期間，反映政府收入的生產稅凈額也是逐漸上升的，從2002年的14.04%上升到2007年的14.81% [2] 。數據顯示，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呈現為“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

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的影響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占比偏低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一系列深刻影響。從短期看，勞動報酬占比偏低在一定時期內產生了推動經濟增長的正能量。比如由于我國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這就提高了資本利潤率，從而吸引了大量外商到中國投資。外商大量投資緩解了我國資本不足的矛盾，并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和經營理念，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

但從長期看，勞動報酬占比偏低的消極影響則日益顯見。

（一）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會削弱經濟發展的動力

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于消費、投資、出口，然而近年來，由于國民收入長期偏向于政府和企業，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導致消費者貨幣支付能力下降，消費乏力。一般來說，中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于高收入者，擴大消費應該多在這些人身上努力。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勞動報酬，然而收入過低，他們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甚至無力維持子女正常的生活和教育所需的費用，生活成本之大自然會削弱他們消費的動機。而且當前我國存在宏觀經濟失衡和結構矛盾的問題，如果我們依然過度依賴凈出口和投資需求，就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我國前期的投資將在未來幾年形成現實的生產能力，如果不能增加消費需求，這些生產能力將會造成生產過剩危機，從而引發經濟衰退，經濟是很難得到穩定發展的。

（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會導致社會公平正義的缺失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付出勞動就要獲得勞動報酬，付出的勞動越多，獲得的勞動報酬也應該越多，這是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據國家統計局相關公開數據顯示，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001年的2.90：1擴大到2009年的3.33：1。而且，壟斷行業和普通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煙草、電力等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3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廣大居民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偏低。據專家估算，1978—2005年，勞動報酬所占比重持續下降，相反，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卻上升了20個百分點。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尤為尖銳，收入差距過大，已經成為影響我國改革和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勞動報酬過低的狀況不能得到緩解，勢必會導致社會公平正義缺失，甚至引發社會動亂。

（三）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會加重勞資矛盾

“我國的勞動爭議、勞資沖突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遞增”，[3]爭議的主要原因則是勞動報酬過低，勞動者的勞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眾所周知，我國是人力資源大國，勞動力供給長期處于相對過剩狀態，勞動力市場存在需求壟斷，雇主和勞動者雙方力量明顯不對稱。作為壟斷者的雇主處于優勢地位，而勞動者卻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因此，在勞動與資本的博弈中，企業的收入分配就逐步向資本傾斜，而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往往在勞動力價值之下。所以，在我們這樣一個勞動力大國，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很難充分發揮，長期以來，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重逐年降低只會加劇勞資矛盾與沖突，甚至阻礙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四）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由于勞動報酬偏低，企業即使粗放經營也能得到較高的利潤，這就維持了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保持了高速的增長率和利潤率，例如，1998—2005年間，全國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規模由1 458億元增加到14 802億元，年均名義增長率高達39.2%。但是，這種高利潤率和高增長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壓低勞動者報酬為代價獲得的。我國工人工資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是極低的，例如，2004年中國生產工人平均工資僅為每小時0.8美元，這一水平僅相當于德國的2.61%、韓國的8%和泰國的40.8% [4] 。工資支出作為企業成本的一部分，如果一直被壓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企業成本也就降低了，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也就能維持，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仍能獲得較高的利潤，因而也就缺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動力。

三、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重的對策設想

（一）調整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的分配關系，為提高勞動報酬比重提供有利的條件

調整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的分配關系，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通過適當限制企業利潤和政府稅收的過快增長，逐步扭轉勞動報酬比重逐年降低的態勢。同時，政府要堅持與落實以人為本和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方式，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在提高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待遇的同時，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通過有效措施引導各類企業提高工人工資待遇，逐步縮小各類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二）逐步建立現代企業分配制度，實現勞資雙方利潤共享

把勞動者的勞動能力當做資本，并和物質資本一樣，在補償其實際消耗后，繼續享有企業剩余索取權，以體現投資回報的公平性、合理性，是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一個重要觀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階段，人們的收入分配已不僅僅局限于生活資料消費的分配與滿足，為適應時代要求，必須實行勞資利潤共享。政府應通過輿論和其他措施引導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分配制度，逐步實施勞資雙方利潤共享制度。同時政府管理部門也可以通過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和最低工資標準等引導企業提高職工工資待遇。職工可以以其擁有的人力資本參與企業利潤分享，如技術分紅、管理分紅等，也可用剩余的工資購買所在企業股份，以資金形勢參與企業的收益分配，從而達到勞資雙方互利雙贏。

（三）不斷提高勞動力自身文化和技能素質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的收入水平總體上與其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程度成正比。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例，就需要不斷積累人力資本。從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狀況來看，職業技能素質高的勞動力供不應求，出現了所謂的技工荒，所以需要加大勞動力技能素質的培養。通過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建立健全向農民工免費提供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制度，提高技能人才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勞動者只有不斷加強專業技能培訓，提高自身含金量，提升綜合素質，成為工作領域內的核心人才，企業才會認同自身的價值，進而提高勞動報酬。

參考文獻：

[1] 黃泰巖.初次分配制度變動的發展方式解釋[J].經濟學動態，2009，（6）.

[2] 沈衛平.提高勞動收入比重的主要路徑[J].現代經濟探討，2010，（11）.

[3] 常凱.人力資源管理與勞動關系調整[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07，（1）.

第7篇：勞動報酬范文

近幾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社會流動人口大量增加，不少農民選擇進城務工，而由此也產生了大量的勞動爭議。全國各地因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行為引發的暴力討薪、自殺討薪屢屢發生，例如河南省鄭州市民工討薪被砍、河北省石家莊市民工討薪上吊、尤其是河南民工為討薪“開胸驗肺”事件更是引起了全國范圍的大討論。這些事件已經由普通的勞動糾紛轉化成了危害社會穩定的惡性公共事件，不僅侵害了勞動者的財產利益，更是嚴重侵害了勞動者的人身利益。此前我國法律對這些惡意欠薪行為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合同法》、《勞動法》、《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等法律法規中，這些法律規范雖然規定了欠薪者違法后應承擔的責任，但由于僅僅表現為三種類型：經濟補償、責令支付勞動報酬和責令支付賠償金，這對于勞動者所遭受到的損失來看，遠遠不足以彌補他們的傷害，對用人單位惡意欠薪行為的打擊力度也不夠。而我國的現行立法對受害者救濟方法的規定也存在一些漏洞，就導致有關措施不能有效地發揮其作用。因此，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納入刑法調整的范圍，有助于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更是對用人單位規范其生產經營、打擊其違法犯罪的有力手段;也進一步彌補了我國的立法漏洞，完善了我國的刑法體系。

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入罪的可行性

(一)本罪適用法律沖突的問題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這一行為入罪后，很多人認為不支付勞動報酬問題屬于民法上的違約，是一種民事行為，不應由刑法調整，這種觀點值得探討。人們對其違法行為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一違法行為究竟應該用刑事制裁還是民事制裁要根據其社會危害程度來決定。況且我國的社會經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法律也應隨之改變，使之適應當前的社會形勢。不能認為一個違法行為觸犯刑法而又違反了民法的規定就應選擇適用民事制裁，這種想法是極其錯誤的。由于我國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問題愈演愈烈，單純地采取行政手段或者民事制裁尚不足以抑制其發生，所以國家為了維護勞動者的合法利益、穩定社會秩序，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行為入罪就在所難免了。這不僅不會造成法律之間的沖突，而且會填補我國的立法漏洞，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本罪的規定符合國際發展趨勢

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已經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納入了刑法的調整范圍。例如我國香港的《雇傭條例》規定，雇主必須在確實可行的范圍內盡快支付工資，任何情況下，不得遲于工資期屆滿后7天內支付，雇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違反上述規定，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罰款35萬元及監禁3年。韓國的《勞動標準法》規定必須以現金形式按時足額支付工資、補償金等，否則可以判處3年以下監禁或處于2000萬韓元以下罰款。此外，諸如俄羅斯、日本等國的許多國家也將這一行為歸入了犯罪，可見我國刑法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規定符合國際發展趨勢，積極與其他國家接軌。

三、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構成要件分析

(一)本罪的犯罪主體

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本罪的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的公民，并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另外，單位也可成為此罪的犯罪主體，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和團體，本罪主要涉及的就是單位犯罪。根據最高法《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解釋有關問題的解釋》，單位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還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而對于例如個體工商戶犯本罪是否為單位犯罪，社會上有不同看法。個人認為，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個體工商戶以其自然人個體的財產承擔責任。因此，個體工商戶不宜視作為單位。

(二)本罪的主觀方面

本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即行為人主觀上明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具體表現為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的行為是直接故意，而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是間接故意。

(三)本罪的客體

本罪所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不僅侵犯了勞動者的財產權，還侵犯了我國正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本罪主要侵犯的是勞動者的獲得報酬權，其次侵犯的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這里所說的勞動者的財產權主要是指勞動者獲得報酬的權利，即勞動者在用人單位工作，履行了勞動義務，用人單位就必須按照規定發放勞動者的工資。也就是說勞動者的勞動報酬集中體現為“工資”。根據國務院《關于工資總額組成的規定》第四條：“工資總額又下列六個部分組成：(1)計時工資：(2)計件工資;(3)獎金;(4)津貼和補貼;(5)加班加點工資;(6)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

(四)本罪的客觀方面

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包括了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對于此條文規定的“數額較大”，刑法沒有給出明確的標準，這就給司法實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難。因為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相一致，關于本罪的“數額較大”的標準應當參照刑法的其他侵犯財產性犯罪的規定，并且要綜合考慮當地上一年度的職工平均收入。

四、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法律后果

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犯本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有前兩款行為，尚未造成嚴重后果，在提起公訴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并依法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本罪的法律后果可以分為對自然人

--------- 的處罰和對單位的處罰。對自然人的處罰分兩個層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和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但是何謂“嚴重后果”?法律和司法解釋均未對此作規定，可以參考其他財產性犯罪對“嚴重后果”的規定。首先，對于勞動者，如果由于討不到勞動報酬而自殺、自傷，導致勞動者本人或者其家庭遭到不可挽回的損失。其次，對于社會，如果勞動者的討薪行為引起了公共秩序的混亂，破壞了社會的和諧，給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困擾，都應認定為“嚴重后果”。

本罪同時規定了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情節。首先，必須是行為人尚未造成嚴重后果;其次，行為人在被檢察院提起公訴之前支付了勞動者的報酬;最后，行為人依法承擔了相應的賠償責任。同時滿足以上三個條件的，才可以考慮減免刑事處罰。

五、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設想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于2011年被寫入我國刑法，給人們造成了我國此前似乎一直沒有法律保護勞動者獲得工資權利的感覺。事實上，我國對于解決此類問題頒布的法律法規有很多，因為用人一方不支付勞動者工資，而大部分勞動者又是農民工，不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例如我國的《勞動合同法》和《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均對用人一方不支付勞動者報酬的行為作出了規定。因此，針對這一社會問題，并不是單純地將其入罪就可以解決，而是需要勞動者提高法律意識，勇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更重要的是應該加強監管力度和執法力度。另外，我國法律規定勞動糾紛的訴訟案件必須以勞動仲裁為前置程序。很多勞動者在面對先仲裁后訴訟的繁瑣程序又無精力財力應付久拖不決的官司時，往往選擇減少賠償而盡快結束訴訟，這就導致他們實際拿到的補償比所應得的報酬少很多。所以有必要對勞動糾紛案件的司法程序予以簡化或者設立特別程序。而且對于不支付勞動者報酬這一問題，僅靠法律規定是遠遠不夠的，應該重視各種法律法規之間的銜接，加強有關部門的聯合管理。一方面不僅有助于解決多個部門之間互相推諉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對不支付勞動報酬行為的打擊力度。另外，要及時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因為刑法對本罪的規定有些不近清楚，及時制定有關的司法解釋，能使勞動者及時拿到勞動報酬，為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提供有力的保障，進一步規范社會經濟秩序。

六、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審慎使用

首先，在我國，一般勞動糾紛主要由當事人靠市場機制自行解決，比較嚴重的勞動糾紛才會借助行政、民事或刑事來調整制裁。刑事制裁作為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最后一道屏障，應該在窮盡一切救濟手段之后再適用。刑事制裁后置可以充分發揮其他法律的作用，在迫不得已時再適用能充分體現刑法的嚴厲性，保證整體法律規制的作用。

其次，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要追究本罪犯罪嫌疑人的責任需要經過立案、偵查、起訴、審判等階段，整個訴訟過程耗時較長，而且受害者也不能充分有效地參與到訴訟中來。相比較而言，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程序更為簡便高效，且耗時較短，而受害者在參與過程中享有比較大的處分權和主動性，使問題盡快得到解決。

再次，刑法規定這一罪名的直接目的是打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對其處以刑罰，但是規定該罪名仍是要求任何個人和任何單位不得侵害勞動者的獲得報酬權，對他們的合法利益予以保護。對于這一目的，行政、民事和刑事的責任追究是互通的，在選擇適用哪一個制裁方式上要考慮是否有利于對勞動者的權利救濟。相反，如果因為追究用人單位的刑事責任而導致其經營中斷，使其無法支付勞動者的報酬，那么這一結果就與法律規定的目的背道而馳。

最后，對用人單位或個人追究犯此罪的刑事責任的前提條件是查明其是否有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數額大小、雙方是否有特別的約定、是否有抗辯的事由等，這些都涉及民事審查。為了實現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的相區別，本罪規定“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作為追究其刑事責任上的前置程序，要求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先于行政處理。經過民事和行政審查后，真正能夠上升為刑事犯罪的就大大減少，不能僅僅通過適用數量來判斷最終效果的好壞。

第8篇：勞動報酬范文

關鍵詞：居民收入分配；勞動報酬；民營經濟

作者簡介：李心愉，女，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從事宏觀經濟理論研究；蔡志洲，男，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研究員，從事宏觀經濟與統計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7）01-0058-10

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階段，而改善居民家庭的收入以及分配差異，全面提高全體人民整體的生活水平，是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任務。本文通過對國民經濟核算與居民收支調查的數據的分析，對新世紀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特征、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對改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路徑進行了探討。

一、基尼系數

在世界各國，基尼系數是用來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一個重要指標，通常使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來計算。從表1中可以看到，2004―2015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經歷了一個首先上升然后下降的過程。2004―2008年，我國的基尼系數是逐漸上升的，在2008年到達最高值0.4911；2009年以后，我國的基尼系數開始不斷下降，2015年下降到0.462。這一趨勢性變化，和前面資金流量表中反映的變化是一致的，即在2008年前后，我國自改革開放以后居民收入分配差異不斷擴大的現象出現了扭轉。正是在那一時間的前后，我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日本2，人均國民總收入由下中等收入跨入上中等收入的行列1。顯然，中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轉，是和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互關聯的。當我們從低收入水平開始起步實現加速經濟增長時，我們要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由此可能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而當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時，我們的政策就開始調整，更加強調“共同富裕”。這種政策上的調整是符合客觀經濟規律要求的。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發展過程中，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居民家庭的收入差也大多經歷了首先是不斷擴大然后再逐漸縮小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著名的庫茲涅茨曲線所揭示的就是這樣的統計規律。但在我們國家，由于政府政策的積極推動（如調節各個地方的最低工資標準等），這一進程被加快了。從變化程度上看，中國的基尼系數在7年間下降了約0.03，居民收入分配差異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如果按照這個速度，那么在2020年前后，我們國家的基尼系數將會下降到0.43左右，雖然和人們常說的0.40的警戒線水平仍然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從發展趨勢看，我們與這個標準之間的差距不是在擴大而是在不斷縮小。

二、從資金流量表看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構成

表2列出的是根據資金流量表總結的2013年我國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居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構成以及各個項目的占比。表中第1項“增加值”為個體經濟當年所創造的增加值，扣除掉第2項他們對雇員支付的勞動者報酬，再扣除對政府支付的生產稅凈額，就是第4項居民部門的個體經濟的純收入，占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1.4%。而他們支付的“勞動者報酬”在這里被扣除后，在被包括進第7項中，反映為居民部門由本部門以及其他部門（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所獲得的全部勞動報酬，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83.7%。在居民的初次收入分配中，還要扣除掉對其他部門支付的財產支出，如為購買住房向銀行貸款后而支付的利息等；與此同時，居民家庭還從其他部門獲得財產收入，如銀行存款利息、債券利息收入、投資企業的分紅收入等；這一部分收入較過去有比較大的增加，但是從其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仍然不大，目前只有6.1%，如果從凈收入的角度看，只占4%。這三部分構成了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這說明在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中，勞動者報酬是主體，個體經營收入的比重開始增加，而財產收入所占的比重仍然不大。這說明私營企業家在其所有的企業取得收益后，更愿意將收益留在企業用于擴大再生產（也存在一些家庭支出列入企業成本的現象），而不是進行分配成為居民家庭也就是住戶部門的收入，這就出現民營企業在迅速發展后，他們的財產收入（這里主要指的是紅利收入）在居民部門卻沒有顯著增加的現象。初次分配收入還在經過再分配，除了個別居民家庭之間的經常收支外，主要是通過政府部門的經常轉移收入（所得稅和財產稅、社會保險的繳款等）和經常轉移支出（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對困難群體的補助等）。從表2中可以看出，這一部分的收支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達到10%以上。這說明政府在再分配領域中的經常轉移收支，對平抑居民收入差別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在表3中，我們分別列出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名義指數（包括價格變動因素）和實際指數（剔除了價格變動因素）。從公布數據的時點上看，這些數據往往能夠當年公布，所以在這一節中，我們使用的是2000―2014年的時間序列，個別地方使用了2015年的數據。從總體上看，在2000―2014年期間，由于我國的經濟增長（人均GDP年均實際增長9.2%），使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有了明顯增加，這說明經濟增長是改善人民收入的基礎，如果沒有經濟增長，那么居民家庭收入是不可能在整體上得到改善的。在2004―2013年期間，從整體上看，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但近年來這一局面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從變化過程上看，城鄉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開始是不斷擴大的，到達一定點后又逐漸縮小。從表3中可以看到，從2004―2007年，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比（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倍數）是上升的，但上升的幅度已經放慢（2000年是2.79倍），2007―2009年間徘徊了三年，從2009年之后開始逐年下降，2013年已經回落到3倍（2014年回落到3倍以下）。與這種變化相對應的是，自2004―200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和名義增長率，都高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但2008年后卻發生了逆轉，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超過了城鎮居民，從而使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重新縮小。這一期間，也是我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又重新提高的時期，這說明改善農村居民的收入對于改善整體的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義。

從表4中可以看出，在2004年至2013年農村居民純收入各個項目的年均增長率中，比重增加最大的是工資性收入，增加了11.3%，現在已經超過家庭經營純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收入的年均增長率更高（主要是因為轉移性支出增長，體現了國家對低收入群體的扶持），但是占比仍然較低。這說明農村居民的非農業就業，是改善收入的主要途徑。而近些年來，我國非農就業的擴大，主要依賴于非傳統公有制企業1，這也就是說，非傳統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手段。

四、城鎮居民內部和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表5列出了2000―2008年期間按收入分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表中可以看到這一時期全部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12.21%，但是不同收入組的居民家庭增長的幅度不同，收入等級越低，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就越低，這就拉開了收入分配的差距。2000年，最高收入戶的收入是最低收入戶的5.02倍，但是到了2008年則上升到了9.17倍，接近于原來的兩倍。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必然會在基尼系數上表現出來。

但是從表6中可以看到，自2009年以后，居民按收入水平分組的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情況比之前（尤其是2000―2008年期間）有了根本性改善。改變為收入越高的組別的收入增長率越低，收入越低的組別的收入增長率越高，不僅從長期趨勢看是這樣，而且各年的增長也是如此。這就使得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開始縮小，這是影響我國基尼系數重新走低的主要原因，說明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提升、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以及國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差異正在得到不斷的改善。

表7中列出了2013年和2014年我國在城鄉住戶調查一體化改革后新口徑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組數據，而圖1則是這兩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計分布的曲線即洛倫斯曲線。

從圖1中可以看到，2014年的累積分布曲線（右線）基本上是2013年曲線（左線）平移的結果，各個收入組之間的曲線的斜率沒有發生顯著變化，這說明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沒有繼續變差。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圖中最低收入平移的程度要低于最高收入的平移程度，這是因為較低的收入組的基數低，較高的收入組的基數高，即使較低的收入組的增長率高于較高的收入組，但是如果增長率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那么增長的具體數量仍然有可能高于較高的收入組。圖中的兩條洛倫斯曲線都是上凸的，說明基尼系數在0.5以上。分組別看，較低收入組的斜率較大，組距較短，較高收入組的斜率較小，組距較長，即收入越高，分布越廣，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正在趨向于合理。如果要繼續改善收入分配，就要進一步加大較低收入組之間的斜率，或者說，減少按收入水平分的低收入組的人數（也就是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通過對圖中面積的簡單計算（即曲線上方的面積除以曲線上下方的總面積）可以算出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大約在0.35左右，也就是說，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目前仍然處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水平0.4以下。這也就是說，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差異目前仍然處于合理的區間內，雖然仍然需要改善，但是應該對這種差異程度有一個客觀的估計。

五、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與中等收入群體

經過30多年的發展，企業內部的職工收入差異已經不再是我國收入分配差異繼續擴大的主要原因。現在的問題是，在不同的行業之間，由于生產要素投入的結構不同（如高科技企業需要資金、技術、人才的投入）和準入（如一些領域只允許內資或國資進入）等，不同的行業在總生產成本中能夠用于支付勞動成本或者是在總收益中用于勞動報酬的規模也不同。作為一個加速工業化和現代化中的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我們的新興產業在迅速發展，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傳統產業仍在繼續，升級緩慢。這就造成了行業之間收入增長的不平衡并由此導致行業之間勞動者報酬上的差別。而作為居民的家庭主要收入的勞動者報酬上的差異的擴大化，是居民收入分配差異擴大化的主要原因。當然，財產收入作為居民家庭收入中的另一重要來源，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的重要來源，也影響著收入分配差異的變化，但目前這一部分收入在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仍然只占較小比重，所以影響我國收入分配的主因還是勞動者報酬（2013年勞動者報酬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約為83%）。我們這里將通過對勞動者報酬的行業差異的分析對居民收入分配進行研究。

從表8中可以看到，我國2012―2013年的全部從業人員（不是全體居民）的人均勞動報酬在38000多元，低于這一平均水平的只有農、林、牧、漁業和批發零售貿易、住宿、餐飲業這兩個傳統行業，其他行業均高于平均水平，收入最高的3個行業分別為金融業、采礦業、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這都屬于國有經濟從業人員占比較大的行業。其他行業的人均勞動報酬在4萬元到6.5萬元之間。

圖2是按照各個國民經濟行業的人均勞動者報酬排序后繪制的就業人員分布圖。由于圖中的資料來源于投入產出表，農業和非農業勞動者的報酬使用的是統一口徑，與國民收入指標相銜接（屬于國內生產總值的組成部分），所以不存在城鄉居民收入口徑不一致的問題。從圖中可以看出，按國民經濟行業的平均勞動報酬分組后形成的就業人員分布是非對稱的。收入最高的3個行業（金融業、采礦業、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平均勞動報酬雖然高，但全部從業人員中只占了很小的比重（3%），所以他們對收入分配的格局在數量上的影響力是有限的（當然，在社會輿論上產生的負面影響不低）。但收入最低的兩個行業（農、林、牧、漁業和批發零售貿易、住宿、餐飲業）的情況就不同了，他們的從業人員在全部從業人員中所占的比重非常高，達到45%以上，對整個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非常大。而中等收入的5個部門（按順序為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建筑業，運輸倉儲郵政、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制造業，其他服務業）所占的比重僅僅在50%左右。我們可以把圖2中的行業分成3個組，圖2中左側的兩個點為低收入組，分別反映了農業和批發零售業的平均勞動報酬和從業人數，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平均勞動報酬很低，但人數眾多；右側的3個點為高收入組，則分別是金融業、采礦業、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平均詼報酬和從業人數，他們的報酬很高，但人數不多；中間的5個點則是中等收入組，反映了其余5個行業（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建筑業，運輸倉儲郵政、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制造業，其他服務業）的平均勞動報酬和從業人數，他們的分布基本上是正常的。其中的其他服務業的平均勞動報酬之所以較高，主要原因在于它包括了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如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這些人的收入在社會上屬于中上水平，人數也較多。顯然，中等收入組的分布是比較均衡的，如果要改善行業間的收入分配，一方面要繼續提升低收入行業的收入并相應地減少就業人數，另一方面要控制高收入行業的收入。控制高收入行業的收入是相對容易做到的，因為這些行業的高收入本來就是在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出現的，那么同樣可以通過適度的政府干預使之不再加劇甚至合理回落；但低收入行業提高平均勞動報酬卻需要經過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尤其是農業，其產量的增長要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既要在分子中通過提高總產量，又要在分母中減少剩余勞動力，改革開放后我們一直在加強這方面的努力，近些年的進步尤其明顯，但真正要解決城鄉發展二元化的矛盾，僅僅靠農業本身的發展是不夠的，更要靠大力推進非農產業的發展并帶動相應的就業。而非農產業的就業增長，就要靠民營經濟的發展。從行業分析中還可以看出，我國各行業之間平均勞動報酬之間的差別和經濟類型是相關的。收入較高的4個行業，金融業、采礦業、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以及其他服務業，都是傳統公有制或者是國有經濟從業人員所占比重較高行業，而民營經濟占比較高勞動者報酬則相對較低，個體經濟占比較大的批發零售業和農業的人均勞動報酬為最低。但是在批發零售業中的個體經濟從業人員，除了取得勞動報酬外，還有經營性收入（即營業盈余），而農業從業人員的全部經營收入，在投入產出表中都被歸入勞動者報酬，所以從實際平均收入看，批發零售業和其他行業的差距并沒有那么大，真正低收入的行業只有農業。從這個角度看，要加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數量或比重，一方面是要增加農業勞動者的報酬，但農業本身的發展受自然條件、技術因素等多方面的限制，所以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通過非農產業的發展使更多的農業勞動者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去。而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國非農產業的新增就業主要是要依靠民營經濟的發展。因此，民營經濟的發展在改善我國的收入分配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整體上看，我國當前較大的收入分配差異，主要原因不在于少數人的高收入，而在于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中等收入的這些行業的平均勞動報酬的增長長期高于低收入行業的增長，因此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行業之間拉開了差距，在統計上表現為雙峰分布的峰值之間的差距不斷拉大，方差與離散系數不斷提升，導致包括城鄉在內的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提升。

這種差異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城鄉二元化結構所帶來的結果或者是陣痛。由于我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二元化結構的程度也不同，所以人均收入的水平也不同，因而造成收入分配的差異上的差別。在中國，一個地區的城鎮化水平越低，人均GDP也越低，由此決定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越低，由城鄉收入差異造成的全體居民的收入差異也就越大（基尼系數也就越高）。所以在中國，從地區比較來看，收入分配差異是同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程度相關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收入差異也就越小，對中國大多數地區而言，改善收入分配根本途徑，是通過非農產業的發展和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來提高經濟發展水平。

從產業結構的高度看，一個地區的高收入及中等收入行業的比重越大，其平均收入就越高，其收入分配差異也就越小（因為嚴重影響收入分配均衡的低收入行業尤其是農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低），反之，一個地區的農業從業人員比重越大，收入分布中雙峰的現象也就越嚴重，收入分配差異以及反映這種差異的基尼系數也就越大。如果從產業結構高度上看，越是傳統和低端的產業或行業勞動者的平均報酬越低，越是新興的和高端的產業或行業勞動者的平均報酬也就越高，那么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高度越高，它的收入分配差異也就越小，反之就越大1[1]；而從準入條件上看，準入條件越高的產業或行業的勞動者報酬越高，準入條件越低的企業或行業的勞動者報酬越低，那么在高準入條件企業或單位聚焦的地區或城市（尤其是北京）的收入分配差異也就越小，反之也就越大。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地區的居民家庭平均收入，是和這個地區由產業結構高度所決定的平均收入（主要是平均勞動報酬）相關的。一個地區的平均收入越高，說明這個地區的產業結構高度也就越高，它的收入分配差異也就越小。而在中國的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發達地區通常有較高的產業結構高度，主要表現為新興和高端產業在不斷發展，而欠發達地區通常只有傳統和低端的產業或者說產業結構高度較低。所以地區之間居民收入之間的差異，從根本上說還是由于地區間產業結構高度上的差別造成的。所以就全國而言，要改善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狀況，關鍵是要加快欠發達地區和中等發達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促進非農產業的發展，提高這些地區的產業結構高度和非農就業水平，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要創造各種條件（尤其是市場條件）合理地引導各種資源向欠發達地區和中等發達地區流動，通過這些地區和發達地區之間的互補來全面地提高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我們的產權制度和所有制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并且導致了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在宏觀上體現為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在微觀中體現為居民收入分配的變化。這些變化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以及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但在一定時期內，也造成了居民收入分配的擴大化等問題。隨著我國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近些年來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有了一定的改善，中等收入群體在不斷擴大，但是地區間、行業間、不同的收入群體間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需要改善。從現在的情況看，主要矛盾是農業發展受到限制，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需要經歷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也是我國仍然屬于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原因。從非農產業的發展上看，各個行業之間、不同地區經濟之間的發展仍然不平衡，政府應該引導更多的經濟資源向更有發展潛力的行業和地區流動，尤其需要為這些行業和地區的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通過這些行業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提高人們的平均收入水平。與此同時，要深入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在發展過程中逐步縮小國有經濟與社會一般收入水平之間的差距。通過逐步地降低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比重，來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

結 論

從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看，近些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經過了一個逐步擴大，又重新縮小的過程，基尼系數在2008年前后到達高點后開始逐步下降。從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異看，現在的基尼系數其實是在警戒線水平以下（2013―2014年在0.35左右）。但城鄉合并計算的基尼系數仍然偏高（2013―2014年在0.47左右，2015年下降到0.462）。勞動者報酬在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絕大比重（80%以上）。通過對按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從業人員的人均勞動者報酬的分析表明，近些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以及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異的擴大的主要影響因素是行業因素：首先是農業和非農行業之間的就業人員的平均勞動報酬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其次是在非農行業內部，傳統行業與新興行業之間存在著差異。從產業結構的高度看，一個地區的平均勞動者報酬的水平與其產業結構的高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聯系。產業結構的高度越高，平均勞動者報酬的水平也就越高，收入分配差異也就越小。所以收入分配差異實際上是和一個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密切聯系的，要改善一個地區的平均勞動報酬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必須提升當地的產業結構，首先是要加非農產業的發展和增加非農就業，收入分配差異也將會隨之改善。而非農企業的擴張和就業的改善，主要必須依賴非傳統公有制企業的發展，因此，從總體上改善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平均收入水平和減少收入分配差異，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道路，大力發展非傳統公有制經濟。

參 考 文 獻

[1] 劉偉、張輝、黃澤華：《中國產業結構高度與工業化進程和地區差異的考察》，載《經濟學動態》2008年第11期.

第9篇：勞動報酬范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勞動者報酬； 動態作用； 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35-0355-01

引言：隨著我國實施改革開放的政策，我國的經濟與國際進行了接軌，隨著國民經濟不斷平穩增長，使得我國的收入差距呈現出較大的變化，尤其是勞動者收入較低這一問題一直受到各界政府的關注，相關學者和專家對經濟的各方面也進行了分析與研究，經濟全球化影響著所有參與的經濟實體的每一方面，對于我國來說，這是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收入的水平，此外，我國的收入分配局勢也受到了很深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對不同的人群產生不同的積極作用。本文試著對勞動者的收入規律進行經驗分析與總結，以便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一、全球經濟化對勞動者報酬的動態作用

自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以來，我國勞動者報酬總體水平在經濟全球化因素的影響下呈現出動態的階段性特征。

1.上世紀八十年代。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我國逐步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但仍處在起步階段，市場經濟還達不到建立的要求，在國外的投資較少，雖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由于處在經濟全球化的時期較短，為了提高勞動者的報酬以及激發勞動者的生產熱情，必須對陳舊的制度進行改革制定促進生產力的有效政策

2.九十年代初到本世紀初。從大約1990年開始，隨著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我國對外貿易和生產快速增長，導致經濟全球化對勞動者報酬的影響與逐漸增大。說到底勞動者工資增長的主要原因就是生產率的提高，提高勞動生產率從根本上提高了勞動者報酬。具體來講，我國勞動者受益的原因有：一是全球化為中國更來了更多的就業崗位，二是廉價的物品提高了勞動者的實際收入，三是生產率提高使勞動者工資水平上升。

首先，工資收入的提高在于一個國家的物品生產與勞務能力，經濟全球化在我國這個大型的勞動集中地開辟了廣闊的市場，與此同時，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高水平人才不斷擁入中國的大門，投資的企業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為中國國內的企業樹立了標準也起到了積極的領導作用。

然后，我國人口眾多在此時成為一大優勢，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更是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許多勞動力，使中國在國際貿易方面占有很大優勢。當中國為全世界生產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時，全世界的就業機會大部分轉移到中國來，使許多下崗職工可以在就業。我國農村地少人多，這樣一來，大量的勞動力沒被利用，適時地融入全球化為大量勞動人口進入工廠提供必要的條件，由此可以提高勞動者報酬總量。

最后，經濟全球化為中國消費者帶來了更為豐富便宜的消費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大降低了生產單位所需的勞動時間，進而降低了商品實際價格，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就會大幅提高。

3.本世紀初至今。雖然我國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上升，但是中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卻沒有實質性改變，一直處于低利潤率。在這一階段全球化對我國勞動者報酬的影響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全球化對不同技術能力等級勞動者的影響不一樣。很明顯，具有某些專業特長的勞動者收入增長大大快于非熟練技術工人。有高技能的勞動者具有較高的流動性，從而有更多機會調到生產率更高的地方，而沒有嫻熟技能的勞動者很少有機會進入生產率高的單位就業。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要素是分層的，全球化對勞動力的影響也不同。

二是全球化帶來的好處普通勞動者沒有充分享受到。中國作為一個勞動力豐富的國家，普通勞動者占為多數，他們的就業情況和收入水平以及其變化，是評價經濟發展成敗的根本標準。近十多年的時期里， 我國勞動者報酬的提高低于GDP 增長率，普通勞動者未能充分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

三是部分體制不完善障礙提高我國在國際產業鏈中地位。經濟全球化包括技術、資本、服務和產品等諸要素的全球化，但不是全部經濟要素的全球化。總之，中央政府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和進一步深化改革力度的不足，國民經濟對舊有增長模式的強烈路徑信賴等等，都構成了提升我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地位的根本。

二、提出的政策建議

1. 首先要做的就是擺脫對現有經濟增長模式的路徑依賴，實現經濟發展由投資及出口導向型向國內消費導向型的轉變。提振國內消費，有利于企業的發展與產業結構的升級。

2.其次，要關注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狀態，從提高就業培訓、基礎教育質量等長期性的措施入手幫助低收入的勞動者提高收入水平。具體講就是打破貧窮的代際傳遞，為低收入者打開向社會中上層的致富通道，讓低收入者慢慢致富，實現全體勞動者的體面勞動。

3.再次，需要創造更加公平的生產市場環境。資本、勞動力、土地和信息是生產經營活動中要使用的各種資源。目前來看，我國的生產要素市場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流動，即是大量農村土地無法滿足集約生產條件，同時把過量的勞動力束縛在土地上。勞動力市場不健全，戶籍制度也成為農村勞動力城鎮化的障礙。以上這些問題中有些是因為市場機制的不健全而間接作用于勞動者報酬，有些則是因為限制了勞動力流動性而直接制約了勞動者報酬的增長。

結語：就理論方面而言，經濟全球化和收入高低差距兩者中間沒有一種簡單肯定的內在關系。筆者認為經濟全球化在勞動者收入方面所起的作用絕對不能片面的歸結于好處多或者壞處多。兩者其實存在著一種動態的聯系，就像經濟全球化勞動收入的高低差距由他在產業鏈中所處的位置而定。

參考文獻

[1]鐘堅，劉曉晗.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勞動者報酬的動態作用[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3

[2]關春芳.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對策[J].哈爾濱師范大學.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