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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傳統哲學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這些思想對當代的影響;提出面對嚴峻的生態危機挑戰,重溫中西傳統文化有關天人關系的思想,對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們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類是地球生命系統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長期進化的產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識系統、價值系統和道德系統的高級生物。人類被稱為萬物之靈,但不是萬物的主宰,不能脫離自然而存在,應當和自然和諧相處,否則就會自毀家園。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認識,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從對自然的恐懼、取媚、親和,到人與自然的分化、對自然的探索和征服。當人類終于可以高昂著頭顱蔑視自然的時候,也受到了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最終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過程中,人性的發現、人類崇高地位的確立,是人類擺脫自然和社會奴役的精神力量。而當人類把自己視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壞和掠奪的時候,猛然醒悟已經走到了絕路。今天,當我們面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環境惡化的勢態,不得不考慮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要實現這一長遠目標,就必須確立一種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念。
當然,要糾正人們長期形成的錯誤認識,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們在討論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念之前,有必要對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歷程進行認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觀
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被稱為天人關系。東方民族習慣于或者說更擅長于將“天”與“人”置于一個彼此相連的大系統中,來思考兩者之間的關系。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氣”等哲學命題,都體現了東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思想有三種表現形式: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論”;以莊子為代表的“天人交融論”和以荀子為代表的“天人相分論”。
“天人合一”觀念產生較早,殷商時期人們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獵等重大人事活動,都要通過占卜來揣摩天意,再作決斷。殷商時期的這種宗教思想,經孔孟升華為哲理性的天人觀。
孔子維護“天”的至上尊嚴,主張以“天意”建立人間尊卑秩序,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孟子發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論證了天賦道德論,進而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的命題,這種“天”與人性、內心的統一,要求人以道德規范約束自己,以求接近人與天的和諧。漢代董仲舒進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論,認為人事與自然規律有類別同形和序列的同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天人感應”、“災異譴告”學說,這一系統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會人事,把人和自然的關系完全淹沒在天道王權的體系之中。宋明理學繼承了秦漢以來由董仲舒系統化了的“天人合一”論,程朱、陸王從唯心主義出發,主張“天理”與“心性”相結合,人性成為聯結天和人的紐帶,從而把“天人合一”改造為心性之學。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將社會道德規范轉化為人的內心道德要求,使人們致力于向內修身養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雖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但卻成為阻礙自然科學發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思想史上,老莊“天人交融”思想更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關系是基于無為狀態的與天和諧的理想。莊子以“氣”作為溝通天人的物質基礎,認為天地、物、人都是陰陽之氣的對立與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氣耳”。這種人和自然交融的觀念是對人和自然默契關系的肯定,但是·,這種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體地位的基礎上的,要求人無條件地順從自然。
與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對立,中國古代哲學中還有天人相分的一派。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認為,“天”與“人”,天道與人道是分屬不同范疇的問題。荀子強調天人相分,認為“天”與“人”各有自己的職責。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釋為自然界及其變化規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萊亡。”天道自然不能干預人事,人也不能違背自然規律。荀子區別天和人,否定了自然變化和社會治亂的聯系,確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觀念;同時,把人從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來。可以說“天人相分”哲學命題蘊含著“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論,既承認客觀規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
縱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觀,一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不是對立。儒家通過內省本心達到與天的溝通、天理與心性的合一。盡管儒家所謂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還不能完全等同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然,但卻體現出人對自然的一種親和與包容。道家從自然哲學立論,主張通過“抱一”、“體道”達到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這種觀念上的回歸自然雖然有消極順從之嫌,可本質上表現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兩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在歷史上互抗互補,對天人關系的理解殊途同歸,共同積淀成為中國人的穩定的心理定勢和價值取向。今天,當我們面對嚴重的生態挑戰時,重溫古人的天人關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對自然關懷的同時,更深切地感到應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重新確立人與自然的平等信念。
二、主客二分—西方傳統哲學的主流
西方文化的源頭是古希臘文化。在天人關系上,古希臘雖有天人和諧說,但希臘哲人更擅長于將“天”—自然作為外在于人類的、獨立的認識對象,形成較為發達的自然哲學。例如柏拉圖的“理念說”,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對立起來,這種主客兩分的觀念,成為近代西方思維的起點。同時,古希臘還用神話的形式折射出人和自然關系的認識,一方面表現了人和自然的局部分化,使人得以從自然本體中掙脫出來,審視自身、觀察自身;另一方面,人和自然的分化還處于初級階段,人類以自然神論的形式保持著對自然的崇敬。
在歐洲中世紀,上帝出現在人和自然之間,人間扭曲了的社會關系幻化為上天的神力。宗教哲學代替了古希臘的自然哲學,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超自然的上帝取代了自然神。一神論將人從自然中分裂出來,賦予人格化的神以超自然的力量,把對自然的崇拜轉變為對神的崇拜,將人和自然統一于神力,忽視了人對自然的關懷。由此可見,西方的傳統哲學不論是自然哲學,抑或宗教哲學,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將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使人與自然處于一種對立的狀態。這種主客兩分的思維方式不可能產生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天人觀,只能派生“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思想。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這已隱含了導致當代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
進人近代之后,人文主義和科學精神的覺醒,突破了歐洲中世紀僵化的神學秩序。人文主義高揚“人性”的旗幟,以與“神性”抗衡,對人自身的力量和創造性充滿信心,一時間,大寫的“人”,為萬物之靈的“人”,成為被崇仰的新偶像;科學精神則激起對自然界、宇宙萬物的不倦探求,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托勒密體系,使自然科學擺脫了神學嬸女的卑微地位,成為認識自然、進而征服自然的銳利武器。
培根從唯物主義立場出發,論證人的認識能力能夠通過經驗歸納方法把握自然界的規律,并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論斷,成為近代人類征服自然的座右銘。培根指明的方向,促進了經驗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這種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實用功利性的觀點,在當時推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笛卡爾從不同角度論證了與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強調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認為一切在過去被確立了的“權威”與“信仰”之類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都要經受理性的“普遍懷疑”的檢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實的,萬能的。因此,笛卡爾豪邁地提出“……借助實踐哲學,我們就可以……使自己成為自然的主人和統治者。”笛卡爾還發展了精神與物質截然兩分的二元論,認定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規律的支配。這種“笛卡爾主義”引導近代人類走向與自然分離以至對立的道路,正如阿爾·戈爾所說:按照笛卡爾的解說,我們與地球無關,有權將地球僅僅視為一堆無生命的資源,可以隨意掠取。
康德哲學有濃郁的人文主義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人是“絕對價值”和“客觀目的”等著名論點,并把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學的特點不是一般地表明對人的關懷和強調,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爾以“絕對唯心主義”的荒誕形式,把絕對理性不但視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結果。這樣,“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創世主”。這實質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無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傳統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把人與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僅僅作為一種外在物,一種供人類加以運用和改造的對象。他們看不到人與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這種傳統的理性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相結合,使人的主體性更加膨脹,人與自然的關系終于出現了危機。正是在這種弘揚理性,倡導實驗科學的主流文化的影響下,歐洲的工業文明得以迅猛發展。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控制了許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許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這種觀念也走向了極端。當我們面對嚴重的生態危機挑戰時,重溫中西傳統文化有關天人關系的思想,對當代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三、生態倫理—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
一、加強審美修養,提升感悟傳統文化的能力
一個人的審美修養能力,與個人的綜合素養水平密切相關。若是個人的審美修養水平較高,對于文化知識的體悟能力則較強。若是個人的審美水平較弱,所理解的知識文化在程度上則有所減弱。鑒于此,作為初中語文學科的教師來說,應當提高在這方面的認識,著重加強學生在審美能力的提高,提升學生們感悟傳統文化的能力。一般來說,我國的傳統文化有著一些寫意性的特點,這對于中學生來說,在理解上可能時常流于表面,做不到深入的理解其中的基本內涵。因此,初中語文學科的教師可以借助傳統文化中最為詩意感性的“唐詩宋詞”,通過多種教學手段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
通過古詩詞的誦讀,能夠提升學生的語感,同時也能夠提升學生的審美水平。反復的誦讀過程,學生不僅能夠積累相關的基礎知識,而且還能夠便于對于詩詞的理解,提升自身的文學修養水平。一般來說,古代詩詞有著獨特的音韻,通過抑揚頓挫的誦讀,可以讓學生在這個過程中細細體味作者所要表達出來的意境,其中的傳統文化的思想也能夠得到繼承與發揚。另外,若是配上適合的音樂,學生隨著情境的深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培養學生具有較高的審美情感。
二、增加閱讀教學環節,誦讀傳統文化經典
從古至今,中華民族偉大的英雄事跡基本上都記載在傳統的文化經典當中。可以說,傳統文化經典是中華民族優秀精神與品質的重要載體,起到重要的傳承作用。在初中語文教學活動的開展中,通過經典篇章的教學,能夠讓學生體驗到偉大民族的精神和先進人物的優秀品質。因此,作為初中語文課程的教師來說,應當在初中語文教學的課堂中,以加強誦讀傳統文化經典為基礎,引導學生領悟到作者所要表達的精神境界,不斷的提高學生的思想情操,使得優秀的文化經典能夠觸及到學生的心靈,進而使得學生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宣傳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初中?Z文教師還應當組織學生進行傳統文化經典的研讀活動。具體來說,課前階段,初中語文教師可以把相關閱讀篇目進行布置,組織學生形成學習小組,進行合作式的閱讀。在具體的教學環節,初中語文教師應當就篇章的某一問題組織學生進行深入的討論,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并自主的解決問題,便于學生加深對于具體篇章的理解,進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養水平和思想道德境界。在課后,初中語文教師還應當給學生布置與篇章閱讀有關的作業,可以要求學生撰寫讀書報告等。通過整個過程的學習,使得學生能夠對傳統經典文化形成由初步感知到整體把握,再到深層理解的程度。
三、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開展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
良好的學習氛圍,對于學生學習傳統文化,加深對語文基礎知識的理解有著重要的作用。鑒于此,學校和相關教師應當努力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讓學生在具體的文化活動中不斷的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境界。具體來說,可以充分運用語文綜合活動,選取學生感興趣的專題,進行適當的拓展延伸,從中激發學生的探究興趣。同時,還可以以傳統節日為契機,滲透傳統文化觀念。比如,學校也可以開設詩文誦讀班,讓學生積極地誦讀古典文學,從而提高學生學習傳統文化的積極性。可見,通過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開展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可以極大的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水平,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得以進一步的繼承和發揚。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繪畫的形象與造型特征主要體現在用筆的書法性、空間的虛擬性、物象的程式性、主體的意象等個方面。這些特征和傳統文化、使用工具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
形象與造型,在某種意義上是同義詞。人們習慣用“造型”表示無生命物體的形象,而“形象”多注重指人物精神內涵層面。廣義上講,無論是人還是物在繪畫中均可視為一種“形象”.也可稱為“造型”。中國傳統繪畫基于文化基礎和使用工具等因素,其形象與造型具有獨特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用筆的書法性
中國漢字至今仍保留著原始繪畫的痕跡。像這樣將文字與繪畫有機結合起來的形象,在其他國家的藝術中非常少見。唐代張彥遠的《歷史名畫記》記載:“顏光祿日:‘圖載之意有三:一日圖理,封象是也;二日圖識。字學是也;三日圖形,繪圖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日‘象形’,‘圖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書畫同體”的藝術理論,對此后的中國畫影響深遠。這一理論體現在中國傳統水墨畫中,就是用筆的書法性與繪畫造型的有機結合。再如花鳥畫,近代吳昌碩與現代齊白石的花鳥畫比較接近,但在用筆上,吳昌碩以篆書的圓筆入畫,齊白石則常用側鋒方筆,他們的作品都體現出典型的書法性。
形成這一特性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毛筆是書寫和繪畫共同使用的工具。毛筆有極強的吸水性能,這使它在點、畫、勾、勒時能夠得心應手地表現出抑揚頓挫、剛柔曲直的節奏變化。也正是毛筆這種極強的表現性,使之既適應了漢字筆畫的復雜多樣性,也適應了繪畫造型的復雜多樣性。
其次,共同的審美對象。線在中國傳統繪畫中是種最原始的表現方法,這種表現方法在書法和繪畫中得以保存且進一步發揚光大。直到現在,人們仍將線視為中國傳統繪畫和書法的基本特征之一。當人們用藝術的眼光來審視書法線條時,它便成了特有的審美對象。人們往往將對書法的審美理想移位于繪畫線條之中,這就使繪畫中的線條具有了書法性。
再次,共同的創作主體。在先秦兩漢時期,繪畫多是畫工所為.經六朝以至唐宋,越來越多的文人士大夫開始學習繪畫。由于書與畫都以毛筆為工具,所以,士大夫們很容易將自己的藝術才能從詩文擴展到繪畫.于是在文人的帶領下形成了一股潮流和風氣,即中國畫史上講的“文人畫傳統”和“文人畫派”。
二、造型的節律型
節奏原指音樂舞蹈的音響和動作,在運動過程中有規律地出現強弱、長短的連續交替現象,從而產生旋律:韻律則指有情調的節奏變化。在造型藝術中,我們常常借用音樂的這些概念探究其形式美感,一般來說,節奏是韻律的基礎,事實上,在畫面中很難把它們分開,所以,我們又常稱之為節律。
以線造型是中國傳統繪畫的主要形式特點之一,在中國傳統畫中,畫家對線的理解不只是作為一種造型手法,同時線的運用又具有自身的審美價值,這種價值除體現物象的輪廓形質外,還具有一種線本身的形式美感。這種美感的獲得是作者根據不同的物象,根據不同作者的自身修養及情感體驗概括出來的一種洗練而能動的藝術語言。
中國畫家歷來把線視為一種有生命的元素,中國傳統畫運用各種線條的組構表現個體的情思,并運用線條的長短、粗細、曲直、方圓、干濕、濃淡、剛柔、強弱、毛光、頓挫、徐疾、迂緩、疏密、虛實、隱顯等對比手法,表現物象的氣韻、形體、空間、質感等,使線在運動和變化中彰顯出自然和諧之美。線的應用一直為中國藝術家所關注.這也是構成中國畫迥異于其他民族繪畫形式的重要特征。
三、空間的虛擬性
中國傳統的道家哲學在傳統畫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老子》中對美的本質規律的深刻見解,為歷代藝術家所身體力行。道家思想認為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無”名無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反映在中國傳統繪畫上,就具體體現為空白的運用。空白是中國傳統繪畫的主要特點之一。如我國千余年來常畫不衰的《四君子圖》,把冬春綻蕾的梅、金秋開花的菊、夏季最為茂盛的竹這些不同時間的花木集于一體,其背景運用了超時空的虛白處理,表現了無限的時間和空間。這種以虛代實的虛擬手法使畫面更簡練,主體形象更鮮明突出。不僅給畫家以更大的自由,同時還給觀賞者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引導觀賞者和作者一起進入神與物游的境界。
四、物象的程式性
中國傳統畫的程式是一套由歷代畫家從大自然中提練出來,經過藝術總結、提煉的相對穩定的規范性藝術語言,它能表達思想感情,并形成特有的藝術風格。中國傳統繪畫物象的程式性,可以說是千錘百煉的智慧結晶。如古代畫家在表現自然風景過程中總結出了山石、樹木的表現形式,使它們成為流派的特色語言。這種程式性和一定的裝飾意味,如同詩有格律一樣,對中國山水畫與詩結合的意境起著重要作用。中國傳統繪畫物象的程式性從產生、成熟.隨歷代畫家的努力而不斷發展。這是因為人有性格、趣味、修養的差別.應用時出現千差萬別,不盡相同,又有人不滿足現在的程式,并加以變化創造,于是又會創造出新的表現程式。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舊的程式被取而代之,成為歷史的陳跡;新的程式又為以后的人們接受或改變創新。因此,程式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的中國繪畫正是如此.在不斷地交替著向前發展。例如傳統山水畫的程式性形成,歷經晉魏初創期,至五代迅速成熟,各種技法相繼產生.荊浩開創的小點為皴畫法,經過關仝、范寬的繼承和發展形成氣勢雄強的北方畫派,與此同時,南方的董源、巨然的水墨、山水畫風也已形成中國傳統繪畫的程式性并具有自己的審美價值,我們必須掌握其基本規律,去粗取精,才能有所創新。也只有深入研究傳統程式,才能發現中國傳統畫的特點和精髓。
五、主體的意象性
“意象”一詞表達的是藝術創造中的主觀與客觀關系問題.是指客觀事物作用于人的主體精神時產生出的表現之“意”.被實現于創造出的“象”,即藝術作品。這本是藝術創作包括寫實具象藝術的共性。但中國傳統繪畫與西方傳統繪畫有很大差別:中國傳統繪畫的藝術家對外部事物的把握重體悟、崇尚情韻與意境.主張“立意為象”、“隨象寫意”,故在審美取向上認為“論畫求形似,見于兒童領”,追求“似與不似之間”,因而必然導致意象變形、形隨神變。這在中國傳統繪畫的人物畫和山水畫中都有所體現。
在人物畫方面,五代石恪的《二祖調心圖》和南朝梁楷的《潑墨仙人》可謂典型。從畫面看,這些佛道人物都沉湎于如真似幻的境界。作者也仿佛在轉瞬即逝的靈感驅動下,急速捕捉這一意象.故而筆墨迅疾、簡潔、活潑。造型也在“似與不似之間”,意到為足。這一風格,當時稱“減筆畫”,即當今的水墨寫意畫。
論文關鍵詞:哈薩克族 傳統養老文化 農村社會養老保障 新疆
論文摘要:在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構建過程中,養老文化特別是哈薩克族養老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薩克族人長期以來形成了敬老愛老、社區互助、鄰里幫助、家族保障、牲畜保障和以孝為核心的傳統養老文化。但是這種傳統養老文化對于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構建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如何積極引導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構建符合新疆區情的現代養老文化是我們當前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內涵
文化是一個由習俗、傳統、道德、信仰、儀式、禮節、禮貌、慣例、制度、理想與價值觀相關聯而構成的網絡。在這樣一個概念中理解養老文化主要是指家庭或社會為老年人提供物質贍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養老資源方面的思想觀念、社會倫理、價值取向和制度規范。其中民族養老文化是指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區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禮節、慣例、價值觀、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構成的具有獨立特征、結構和功能的文化體系,是代代沿襲、傳承下來的針對養老問題的基本的看法、道德規范等文化積淀。筆者認為,所謂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是指哈薩克族人長期受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熏陶而產生并代代相傳的關于養老觀念、養老思想、養老理想、養老習慣和養老價值觀的有機統一和總稱。
哈薩克族文化得以吸收各種古老文化的精華,融東西方文化于一體,形成以家庭養老、家族互助、鄰里幫助為主,社區互助為輔的多層次、多渠道的特殊的養老文化。其內容主要包括經濟供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三個方面。從內涵上看,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既有養老方面的認識,又有關于老年人的倫理思想、價值觀、養老傳統和養老習俗,主要包括關于家庭、經濟和宗教方面的理念。其養老體系主要包括家庭養老,社區養老和自我養老等三個方面。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具有民族性、繼承性、多樣性、連續性、獨立性及融通性等特點。其中,以孝順父母和敬老愛老為基礎的孝文化是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如果說西方國家的社會化養老是一種制度安排,那么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可以說是哈薩克族人的一種道德觀念和行為規則。家庭養老、家族保障和社區互助是這種傳統養老文化的必然選擇,家庭和諧和代際傳遞是這種養老文化的直接體現。
二、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基本內容
(一)家庭養老
1.強調自力更生,以孝為核心。家庭養老目前是哈薩克族最主要的養老方式,也是傳統的自然經濟、封建倫理思想、宗教理念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果。家庭養老不僅是一種行為方式,更是一種文化模式。家庭養老的運行,主要靠的不是現實行為,而是源于文化的動力。哈薩克族特殊的人生觀、價值觀、倫理思想和草原文化對家庭養老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首先,哈薩克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中,人煙稀少,交通很不方便,基本上過著自給自足的原始游牧生活。由于生活相對原始、封閉,經濟不發達,所以家庭成員之間,阿吾勒之間互補性和依賴性很強,氏族成員之間的關系比較融拾。其次,、哈薩克族人彼此相處很密切,同一阿吾勒、阿塔內的人經常在鄰近的地方放牧,對方的脾氣、好惡、生活狀況,甚至其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虐待老人或對父母不孝者必然遭到周圍人的譴責和唾罵。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認為父母和子女的關系是上下、尊卑的關系,子女有為父母養老送終的義務。哈薩克族人生活環境造就了哈薩克族人深沉、勤勞、堅韌、獨立自主和自食其力的性格。哈薩克族老人一般健康長壽,自理能力很強,經常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不是干家務,就是照顧小孩或養育后代,滿足自己繼續付出情感和享受尊敬的需要。哈薩克族家庭非常尊敬老人,家中大事由老人當家做主,這種敬老、愛老的傳統對子女的養老行為具有極強的約束力和強制力。
2.“還子”防老。哈薩克族傳統家庭是以父親或丈夫為核心的封建家長制家庭。哈薩克族家庭一般規模較大,平均家庭人口為5. 94人,以兩代人為核心的主干家庭居多。多子女的家庭,在兒子長大成婚后即與父母分家,另立門戶(多在父母氈房旁邊設一新氈房居住),父母身邊通常要留下一個最年幼的兒子,作為養老送終的依靠。獨生子一般不分家,盡贍養之職。哈薩克族傳統家庭中普遍存在“還子”習俗。所謂“還子”是指每對新婚夫婦,要把婚后生的第一個孩子送給親生父母。祖父母把孫兒當作自己親生的最小兒女看待并加以寵愛。祖父母和孫兒之間的關系被看作父母與兒女之間的關系。哈薩克族人的還子習俗增加了嬰兒的存活率,減輕了年輕父母的生活負擔,讓孤獨老人在孫輩的身上重溫自己的童年夢,找到新的生活樂趣,驅散年老所帶來的憂郁,真正享受天倫之樂;在撫育過程中,老人與孫輩結下了深厚的感情。還子作為促進代際關系的重要紐帶,為家庭養老和社區養老提供了潛在的文化支持和社會基礎。
3.知足意識強,老人養老需求不高,家庭養老成本低。在哈薩克族社會中自給自足的畜牧經濟和自然經濟處于主導地位,商品經濟不發達,經商意識不強烈。自然災害、戰爭比較頻繁,物質資料不豐富,家庭經濟收人微薄,養老能力十分有限,自足意識根深蒂固。人們普遍認為,不知足是人最大的恥辱,知足的人是人中豪杰,人只有學會知足,其品行才能完善,不懂得知足就是一切災難的罪魁禍首。對現狀不滿,也被視為是一種貪婪的表現。哈薩克族人相信“榮華富貴和人生磨難”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變,也不能怨聲載道,只能容忍,滿足現狀。因此,哈薩克族牧民生活非常樸素,養老保障水平低,老人養老需求非常簡單,只求吃飽吃好,心情舒暢,健康長壽,別無他求。
4.土地保障。草場和牲畜不僅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而且是養老的可靠保障,也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基礎。一般來說哈薩克族家庭都有植樹造林和種草的傳統。青草和樹木不僅是一種防沙固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家庭經濟和養老的基本收人來源,這為家庭養老和土地保障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文化支持。
5.祖先崇拜。由于哈薩克族是古代許多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所以部落意識與祖先崇拜等觀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其祖先崇拜意識遠遠超出對創世主迎薩甘的崇拜。哈薩克族人認為牢記自己七代祖先的名字,是每個哈薩克人的歷史責任,給子女傳授前輩的系譜,是哈薩克族父母應盡的義務。景教特別是佛教對哈薩克族養老文化都有深刻的影響,信奉佛教時期古代哈薩克人有這樣一個習俗:如果老人去世,那么他的兒子、女兒或兄弟就會做一個與他相似的偶像,加以崇拜。伊斯蘭教在9世紀初開始傳人新疆,16一17世紀成為哈薩克族官方信仰的宗教。此后,哈薩克族傳統養老觀念就具有了濃厚的伊斯蘭色彩。哈薩克人一般對自己祖先的靈魂和墓地特別崇敬,普遍認為祖先會把生命的力量賜予自己的后代。有些地區的人們在天旱時或災年時,到祖先墳地求雨,祈求神靈保佑。這種宗教理念有利于孝順父母、關心老人、尊重老人等養老習慣的產生和發展。
(二)社會互助
1.強調團結,熱情好客。哈薩克族人主要生活在天山北部草原,地廣人稀,自然環境惡劣,災害頻繁。因此,哈薩克人特別強調團結合作,認為團結是福,沒有團結就不能生存。哈薩克族人作為熱情好客的民族,把客人看成是真主的恩賜。哈薩克族民間有這樣的話:“父母留下的財產一半是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薩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著帶一粒糧、一分錢,也不會挨餓”,“好客人來到,羊要下雙羔”。哈薩克族人過去常常以登門客人的多少作為衡量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受人歡迎、愛戴的尺度。吝音或小氣者是最為人們所鄙視的。
2.互助。哈薩克族傳統文化特別強調和諧,一貫以幫助別人、熱愛公共事業、團結鄉親、遵行禮儀、不侵占他人財務、珍惜友情,不做鄉里鄉親所厭惡的事等為每一個哈薩克族人應具備的美好品質。在草原上老人一旦遭受水災、火災、風災、雪災等自然災害而生活困難時,部落的人都要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盡力給以資助。如某出現拒絕資助的人,則會被全部落的人歧視或侮罵。如果老人欠了債務無力償還,得了疾病無力醫療,全部落均會協助幫忙,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互相幫助被哈薩克人看作是美德,如果誰拒絕幫助有困難的,那么他就失去了被別人幫助的權利,同時還會被同部落的人看作是破壞禮俗的人。哈薩克族人的互助思想還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伊斯蘭教教義普遍認為孝順父母是子女的天職、虐待父母罪孽深重,人與人之間不應互相仇視、互相傷害,而應當相互同情、相互憐憫、相親相愛,幫助老人功德無量,人應多多行善,尊老愛幼的人是最高尚的人等等。伊斯蘭教教義還規定天課是每個富人的義務,富有者必須把純收人的一部分拿出來幫助那些老人和窮人。民間關于互助的思想代代相傳,這種思想至今在民間影響頗深。哈薩克族人的這種互助思想不僅增強了本民族內部的親和力,而且也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道義力量、生活照料及物質保障。 (三)精神保障
敬老是新疆各民族的傳統習俗,哈薩克族青少年從小就接受過尊老敬老教育。哈薩克族人認為不論你年紀多大,地位多高,如果你不尊重老人,便受到人們的譴責和唾棄而威信掃地。“不論在什么場所見到老人,都要邊祝福邊握手,吃飯、喝茶、開會、娛樂,都讓老年人坐上席,請老年人先吃,然后其他人才能吃喝。進氈房門和行路,都必須請年長者先行。老年人騎馬到別人家作客,年輕人必須出迎并扶老人下馬,然后牽馬、飲馬、卸鞍、喂馬,老人臨行時必須把老人扶上馬。晚輩不能當著自家老人的面抽煙,更不能喝酒。如果對老人不尊敬,則會受到人們恥笑和處罰。”對長輩的尊重還表現在:青年人不得直呼長者的名字,婦女不能從長輩面前走過,要從身后繞行;在過節的這一天,要把羊頭奉獻給老人。在宰殺羊只招待客人進餐時,主人將羊頭獻給客人。客人要用小刀割下一塊面額肉捧獻給在席的長者。哈薩克族傳統倫理道德規定年輕人必須憐憫老人,對身體虛弱和年老多病的老人應嚴加關懷和幫助,裹讀老人普遍認為是最不可饒恕的罪孽;無論老人有天大的罪過,都不能頂嘴,也不能還手,必須忍耐、禮讓。這種尊老美德普遍存在,使老人心情舒暢、能夠無憂無慮地安度晚年。
三、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對新疆農村養老保障的影響
(一)在新疆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建立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文化因素,堅持家庭養老模式的主導地位
首先,家庭和社會的和諧是哈薩克族家庭養老文化的宗旨,敬老、侍老、助老、娛老是其精髓,是促進家庭幸福,代際和諧,社會穩定的基石。哈薩克族人代際關系相對融洽,家庭成員之間分工明確,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又是一個保障主體,也是老年人的精神樂園。如今,北疆牧民總體收人比較低,個人養老能力較差,老人對家庭的依賴正在顯著增加,哈薩克族老人在物質上并沒有過高的要求,只要吃飽穿暖就行,但精神需求甚高。在現實中,如果忽視精神贍養,只重物質供養,往往適得其反。哈薩克族牧區普遍存在的敬老愛老、祖先崇拜和還子傳統為牧區的家庭養老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因此,家庭養老的精神養老職能是任何養老模式不能替代的。其次,北疆地區集體經濟基礎薄弱,國家養老方面財政投入不足,牧民參保能力有限,對于經濟極不發達的北疆農村地區來說家庭養老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和現實基礎,有效減輕了政府和社會的養老負擔,彌補了新疆農村養老保障體系不完善的缺陷,又為政府的養老行為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比較符合新疆的區情。
(二)堅持弘揚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取長補短
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猶如一把雙刃劍,影響著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構建。一方面,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把個人的養老、尊老行為上升到道德和宗教的層面,對個人養老行為進行約束和監督,從而促進家庭幸福、代際和諧及家庭美德的建設。哈薩克族綠色文化、社會互助、氏族保障、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理念為社會化養老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行善,鄰里互助、天課等風俗習慣為社會化養老提供了潛在的資金支持、組織保障,有利于向土地換保障、牲畜換保障等現代養老模式的過渡。哈薩克族人自古以來產生的草場公有制和團結合作、互利、互助傳統以及部落、氏族意識向以合作經濟為載體的農村養老模式的過渡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和輿論環境。另一方面,哈薩克族居住比較分散,家庭養老意識很強,這種家庭養老文化的強化不利于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普及和發展。哈薩克族人的知足思想始終影響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進取心,最終會導致牧民收人的減少、家庭養老能力的弱化和牧民參保能力的下降。哈薩克族人因受封閉的游牧文化的影響,經常與世隔絕,思想觀念比較保守,對社會養老保障認識不足,對于外來文化,新文化特別是現代養老文化產生一種由來已久的敵對心理,少數民族牧民普遍存在“四怕”思想,即怕政策變,怕不兌現,怕錢貶值,怕干部換,尤其害怕國家政策的大起大落,因而投保積極性不高。這種封閉保守思想嚴重阻礙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順利普及。因認識方面的誤區,部分牧民總是把農村養老保障與亂收費混為一談,甚至有些年輕人認為父母參加農村養老保障是自己不孝順和軟弱無能的表現,感到屈辱,怕別人說閑話,從而反對父母參加養老保障。哈薩克族人的大家庭、大家族觀念嚴重影響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進行和現代生育文化的普及,導致人口快速增長,牧民收入的急劇下降,牧民自保能力、投保能力的減弱和國家負擔的加重,從而妨礙家庭養老模式向社會養老模式的轉變。
(三)保證社會主義先進養老文化在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工作中的主導地位,促進傳統養老文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關鍵詞]文化產業 打造 “智庫”
多年來,傳媒機構在依靠版面獲取廣告收入、依靠信息優勢延伸產業、依靠公信力輸出品牌等商業化運作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義的探索。但不可否認和回避的是,媒體資源的商業價值化轉化仍然不夠。如何通過新聞報道積累專家、客戶資源,然后通過編織價值鏈,將這些資源最大程度地轉化為商業價值,是媒體從業人士一直以來思考的重要問題之一。
作為湖北省委宣傳部主管、湖北日報傳媒集團主辦的經濟類刊物,《支點》雜志社站在文化產業發展的風口,根據市場運作機制,通過采寫《“以商引商”才有“乘法效應”――專家縱論文化產業發展》新聞,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東方文化與城市發展研究所(簡稱:“國研中心東方所”)、湖北大學合作舉辦“中國文化發展指數會暨中國文化發展論壇”(以下簡稱“文化論壇”),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湖北文化產業的發展,也為傳媒的商業化探索提供了一個啟示。
著眼文化產業 體現新型智庫特色
近年來,文化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度明顯提升,對就業的拉動作用不斷增強,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從戰略意義看,發展文化產業有助于推進文化強國建設;從區域發展看,文創產業能推動城市實現創新驅動;從產業著眼,文化產業跨業態融合,能有效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近期接受《支點》雜志采訪的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厲無畏更明確表示,文化產業已成為新常態背景下國內城市轉型升級路徑之一:“上海正成為中國的創意中心;北京發揮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獨特優勢,文創水準亦向國際靠近;杭州的休閑創意、長沙的文化湘軍、西安皇城古都等都發揮著‘引擎’作用。”
比較才見長短,對照方知強弱。近年湖北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演藝娛樂、文化旅游、網絡文化、動漫游戲、創意設計等文化產業發展勢頭良好,但放在全國乃至全球視野范圍看,居民文化消費支出比重還很低,與北上廣深相比,湖北文化產業也存在著產業規模較小、龍頭企業偏少、知名品牌缺乏、產業鏈不完整等不足之處。
做大文化產業,一個重要的途徑是招商引資。然而,目前各類智庫機構對地方招商引資政策研究較多,但對如何推動文化產業招商引資的研究相對較少,對招商引資成果研究較多,但對過程性、總結性報道相對較少,存在一定缺位。
《支點》雜志社一直致力將傳統新聞生產方式轉變為深度研究,為公共決策、經濟發展、社會治理、企業成長提供具備“新型智庫”氣息的新聞產品。在“文化+”國家戰略、經濟新常態、信息技術革命、市場需求井噴以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多重背景構成的文化產業發展新形勢下,《支點》雜志社順應國家、社會、市場形勢,決定對“契合文化產業特征的招商引資”問題展開報道,在2015年10月刊發表《“以商引商”才有“乘法效應”》一文,解析文化產業特征、總結先進地區經驗,以期對湖北省文化產業招商引資提供借鑒。
《支點》雜志社沒有簡單地進行新聞生產,而是將傳統新聞生產方式轉變為落地活動,推動文化產業的相關實踐工作。從7月份開始,《支點》雜志社與國研中心東方所合作,對全國地區級(及以上,含副省級、省級)城市、文化產業園區、文化企業進行數據分析和實地調研,共同開展“中國文化發展指數”研究。2015年11月,《支點》雜志社與國研中心東方所結合研究成果,共同2015中國城市文化發展綜合排名、中國文化產業園區排名、中國文化企業排名。
新聞制作:直面現實問題 著眼具體案例
《支點》記者采訪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國研中心東方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張曉歡、武當太極湖集團董事長楊青山等人,形成的《“以商引商”才有“乘法效應”》一文,力求直面現實問題,著眼具體案例,表達鮮活生動。
貼近現實。文化產業的發展一定是企業家的事。但太多大而化之的文化產業理論性研究文章較多,緊密結合湖北文化產業實際,具備針對性、操作性的新聞作品少之又少,而且專家研究與企業家投資之間也沒有形成良性互動與合作。《“以商引商”才有“乘法效應”》既有理論闡述,也有實際案例,更有企業家現身說法,滿足了各方的閱讀需求。
1.采訪深入。
《支點》雜志社先后聯系7位采訪對象,最終選擇了既了解京津冀、長三角等文化產業發達地區招商引資情況,又了解湖北省文化資源稟賦和招商引資狀況,且具備文化產業項目運營、研究經驗的三位采訪對象。其中,楊青山既在北京市運營五座大型文化產業園區,也投資過湖北武當山太極湖項目,對兩地招商引資環境有充分了解,能有的放矢地談出文化企業的心聲,文中“促成山東高速在鄂投資、協調政府關系”等細節內容無不真實可信、引人深思。
2.問題精準。
為完成好短短的2000字文章,《支點》記者收集超過20萬字的新聞報道、規劃文件、核心期刊,并與武漢市招商局深度交流,征集采訪問題,力爭指向深刻。譬如從企業角度,拋出“文化類企業考慮在異地落戶,會重點關注哪些內容”問題,對此楊青山表示“地方文化資源延展性、產業上下游情況等硬性條件與政策環境這類軟性條件同樣重要”,陳少峰則強調項目招商只是結果,重點是前期規劃、建設,“如項目沒做好,招商卻很好,那就是‘騙來的’”。
3.深入淺出。
正如一盤好菜,豐富的素材和優秀的烹飪者兩者都必不可少。在后期寫作和編輯過程中,《支點》記者和編輯人員圍繞“突出具體案例、總結先進經驗、結合省情實際”謀篇布局,避免傳統、空洞。行文中使用“賠了錢瞧不起你,賺了錢又嫉妒你”等口語化表達方式,及南京市“政府積極引導,企業深度參與”等鮮活案例,做到可看、可感、可行,讓讀者于不經意間得到新聞產品實用、可用的價值體驗。
4.論壇預熱。
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融合時代,《支點》還在雜志、報紙、網站、微信等媒體進行立體化傳播。除了在自己的雜志文章里強化文化論壇即將召開的信息,并提示文中三位采訪對象將出席文化論壇,為論壇提前預熱。更重要的是,《支點》還在雜志網站、微信公眾號、易企秀電子海報等渠道論壇召開信息,同時鼓勵記者在各自的朋友圈轉載、轉發。文章之后,數百位關注文化產業發展的讀者踴躍報名參會,獲得了極大的社會傳播效應。
線上傳播:強化“兩微一端” 聚焦媒體融合
只有拓寬拓展傳播渠道,才能擴大新聞報道影響力。在線上新媒體異軍突起的背景下,《“以商引商”才有“乘法效應”》沒有滿足于現有的發行渠道,更在紙質刊物之外拓展更大的傳播空間:利用自身新媒體優勢,整合其他媒體,通過采訪對象的渠道,擴大公眾影響。
1.布局新媒體。
報道刊發后,《支點》雜志社通過微博、微信、網頁等全媒體形成了不小聲勢。微信、微博當天,眾多網友主動轉發文章并留言討論。“政府要拋棄排外思維”、“培育本土企業同樣重要”,還有諸多如“既要重引資、更要重服務”這類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很多網友自行轉發并留言討論引發強烈反響。其中,武漢市招商局、襄陽市招商局電子信息產業招商分局專程聯系《支點》雜志社,希望通過雜志社引薦,進一步向采訪對象請教地方政府如何為文化產業招商引資創造良好環境。
2.整合外部資源。
《支點》雜志社主動出擊,聯系多家媒體進行協同傳播,互動互推、形成聯動,著力在全社會營造廣泛影響力。包括新華網、和訊網、荊楚網、大楚網、“動向新聞”客戶端都對本次報道進行了圖文并茂的轉載。
3.推動采訪對象轉發。
采訪對象的圈層,往往也是新聞報道的核心讀者。在推廣文章過程中,《支點》雜志社建議采訪對象在各自單位、個人微信號中對文章進行轉載。其中,通過采訪對象張曉歡轉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東方所所長楊曉東閱讀后表示:愿與《支點》雜志社共同針對湖北省文化產業招商引資工作展開調研。
線下論壇:促進“文化湖北”建設
一個論壇服務一個產業的發展。文化論壇對湖北省文化產業優化存量、擴大增量產生了巨大益處。
1.務實設置論壇議程。
文化論壇以“新常態、新文化、新機遇”為主題,集中探討傳統文化如何創造性轉化、文化與科技如何融合發展、金融如何服務文化產業、文化產業園區如何脫離地產化等問題,吸引了各方關注和踴躍參與。
2.邀請多方高端嘉賓。
產業發展是個生態系統,文化產業的發展同樣離不開政府、研究機構、企業家、金融等各類主體的助推。數十位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專家學者,近百位文化產業園區負責人、金融投資機構代表、文化企業代表出席文化論壇。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原常委、國務院原參事任玉嶺,國研中心東方所所長楊曉東,國際知名策展人陸蓉之,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中國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景源,武漢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傅才武,北京798藝術園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張國華,新影聯電影院線總經理周鐵東,博潤通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萬君堂,世灝房地產咨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樂曉爭,協同創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裁王木,渤海銀行武漢分行副行長李h等眾多政商學界人士進行演講發言。
3.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在某種程度上,文化論壇的舉辦本身也是讓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企業、文化園區運營商及文化產業投資者進一步了解湖北、傳播湖北,進而投資湖北、發展湖北。此外,《支點》雜志社組織嘉賓在湖北省主要文化產業集群進行走訪、考察,為湖北省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富有前瞻性、針對性、可操作性的戰略預測、實證分析、政策建議。
4.打造湖北會展品牌。
浦東新區周浦鎮歷來是一個工業重鎮,這里工商業云集,經濟繁榮,在當今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中更煥發出蓬勃的生機,已逐步發展為“浦東二次創業”的沃土。浦東新區工商聯周浦鎮商會充分認識到企業文化是一種凝聚人心、提升企業競爭力的無形力量和無價資本。商會立足本職把民營企業文化建設作為促進“兩個健康”工作的突破口。經過幾年的努力,民營企業的發展與文化建設逐步形成相互促進的良好態勢,鎮民營企業文化建設得到了快速提升,非公經濟得到了蓬勃發展,這一做法也得到廣大非公企業和企業家的認同,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已成為周浦鎮商會促進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的精神動力和力量源泉。
以企業文化論壇為平臺,提升企業認可度與知名度
如何通過基層商會平臺將周浦鎮的非公企業文化深入發展,做到宣傳企業的同時也能惠及非公企業,是周浦鎮商會近年來思考的重點問題。自2010年開始,周浦鎮商會與鎮總工會、企業文化促進會聯手舉辦專家、企業家和領導共同參與的高端企業文化論壇,如今已成功聯合舉辦了四屆,深受大家廣泛認同。
今年8月20日舉行的周浦鎮第四屆企業文化論壇,轄區內100余家國企、民企的負責人與相關專家匯聚一堂,一起探討如何運用優秀文化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大家爭相交流發言,相互取長補短。上海浦拓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張世和介紹了企業文化建設的感悟和具體做法。張世和認為,企業做大做強離不開文化的培育,優秀的企業文化,能讓企業廣納人才,人盡其才。上海企業文化與品牌研究所所長周元祝教授認為,企業都應該對未來發展設定愿景,這是未來五年或十年可看到的、可觸摸到的目標。為什么要追求愿景?怎樣去實現愿景?企業文化建設正是著力點。論壇結束了,會后個別交流的人群久久才散去。
企業內部管理、員工幸福指數、企業凝聚力這些潛在因素,是經營企業長遠發展的無形力量,作為基層商會,沒有辦法幫企業去搞生產、搞銷售,但能通過搭建平臺,提供服務,為非公企業及企業家帶來潛在經濟效益。周浦鎮商會正是看中企業文化能為非公企業服務,才決定舉辦這樣一個企業文化交流平臺,希望這種服務新舉措能為周浦非公企業在未來發展方向上起到指明燈作用,更希望能把周浦一些優秀企業在文化建設上好的做法和經驗惠及給更多企業,通過先進典型宣傳,倡導和鼓勵更多非公企業學習和借鑒榜樣精神,促進企業自身健康發展,從而提高周浦非公企業文化建設的整體水平,最終達到非公經濟“兩個健康”發展的愿景。
如今,周浦鎮商會主辦的企業文化論壇已走過了4個年頭,每年舉辦論壇形式和內容都是依據非公經濟人士合理需求進行修正完善,論壇從最初本地企業交流,到邀請市級專家、浦東知名企業家來傳授企業文化建設經驗,這既是順應新形勢需求,更是論壇本身的一種自我進步,自我轉變。希望未來發展道路能從“自我學習”、“請進來學習”發展成“走出去傳授”這樣一個過程,最終能把本地非公企業推廣出去,進一步提升企業認可度與知名度。
以“道德講堂”進企業為平臺,提升企業道德觀與價值觀
在加強企業文化建設中,員工的職業道德建設是企業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中員工是根,質量是本,企業文化是魂。員工的職業道德對企業文化建設,乃至對于非公企業長遠發展至關重要,員工的文化素質和道德素質間接地推動了企業的發展,保證了企業文化的生存和延續。
周浦鎮商會有效地結合鎮文明辦“道德講堂”平臺,積極在非公企業中開展了“道德講堂”進企業活動,“道德講堂”進企業活動進入了上海通領汽車飾件有限公司、上海申茂電磁線有限公司、上海澳星照明電器制造有限公司這3家非公企業,紛紛受到了非公經濟人士重視,積極在企業中倡導了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活動通過企業管理層和員工講述身邊人的道德模范事跡,大力推進了非公經濟人士和廣大職工的道德建設,提升了正確的企業道德觀與價值觀。
“道德講堂”進一步引領了非公企業打造以先進道德理念為核心的非公企業文化,提高了職工綜合素質,提升了非公企業凝聚力,增強了非公企業發展后勁,形成了和諧的勞資關系。如:上海通領公司以“文體活動”為載體,始終堅持用先進的文化占領職工思想陣地,結合傳統節日聯誼、黨建工作等形式來活躍和陶冶職工的思想情操,培養職工以廠為家的團結合作精神。
周浦鎮商會積極倡導非公企業把企業文化建設與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弘揚傳統文化、履行社會責任、創造和諧勞動關系結合起來;把開展非公企業文化建設作為加強非公經濟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載體;構建和諧的非公企業勞動關系,不斷深化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和各項管理工作,既是企業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礎,也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堅持以人為本構筑企業文化,以企業文化激發員工,增強使命感,形成驅動力,已成為周浦企業的共同追求。
同時,周浦鎮商會將堅持以理想信念活動為抓手,繼續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完善各項工作制度,加強企業聯系溝通,貫徹落實送服務進企業為工作重心,搭建企業與黨委、政府之間的交流平臺,有效地促進非公經濟的健康發展和非公經濟人士的健康成長。
以先進典型精神為引領,提升企業和諧文化建設
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必須充分發揮優秀非公企業先進典型的示范引領作用,通過先進典型,帶動和激發更多非公企業參與企業文化建設。
周浦鎮商會通過企業文化論壇活動,進一步挖掘和培養了一批不同產業、不同規模的非公企業先進典型,把這些挖掘出來的優秀企業作為試點加以培育,精心打造成具有鮮明特色的企業文化建設樣板案例,逐步向區,乃至市級層面推開。
在2月3日舉行的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創建國家5A景區工作推進會上,記者獲悉,去年8月,蘇州市吳中區確定了以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含西山、光福景區)為主體,聯合穹窿山、東山、旺山等景區,組成蘇州(吳中)太湖旅游景區捆綁創建國家5A級景區,聯手打響蘇州“太湖”品牌,把蘇州(吳中)太湖打造成為國內有影響的度假休閑旅游目的地。蘇州市吳中區委常委、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副主任焦亞飛在會后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度假區以創建國家5A景區為抓手,以建區20周年為契機,努力打造成為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旅游度假目的地和現代服務業的聚集區,讓更多的游客不只是被秀美的自然風光所吸引,更要讓他們了解這里數千年的文化積淀以及這里“深山藏古寺”的人文魅力,引發游客探幽訪古的興趣,留住游客匆匆的腳步,讓他們慢下來、住下來。
功能項目相繼建成產業載體構建完善
近幾年來,現代交通體系的快速構建,使蘇州太湖在人們的感覺中越來越近,越來越親切。每當雙休日,在蘇州太湖旅游度假區,不僅可以看到蘇州本地的私家車,上海、無錫、杭州、南京、寧波等周邊城市的自駕族也喜歡來這里領略秀美風光。作為國內最早的國家旅游度假區之一,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著力提升旅游要素配置,使蘇州環太湖旅游由單一的觀光旅游加快向休閑度假轉型。蘇州海洋館、鄉村牛仔俱樂部、綠光休閑農場、漁洋山景區、高爾夫酒店、香山國際大酒店等一批功能性項目已相繼建成并投入運行。蘇州太湖文化論壇永久壇址落戶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首屆年會于去年成功舉辦。以文化論壇為龍頭的一批文化項目迅速集聚,中國工藝文化城一期開業運營,蒯祥園、明月灣古村對外開放,蘇州觀音園、文化論壇五星級配套酒店正在加快建設,華僑城項目7,42平方公里紅線范圍基本確定,概念性策劃方案優化工作已經啟動。
據介紹,今年19個重大項耳將在年內相繼開工,至年底環境面貌將更加靚麗。年內將建成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東入口的一級游客服務中心,太湖湖濱濕地公園整治工作將全面啟動,同時展開對長沙島、葉山島等周邊景區的環境整治,蒯祥大道、孫武路、舟山路等主要道路兩側地塊的綜合環境建設、綠化和管理工作力爭在8月底見成效,形成與國家級旅游度假區和國家5A級景區相符的環境形象。
同時,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注重保護利用好文化資源,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產業,已整合了舟山核雕、郁舍書畫、外塘藤編等一批傳統文化產業。通過實施“一村一品”212程規劃,西山果品、郁舍書畫市場、舟山核雕、光福花木等特色產業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特別是去年光福花木年交易額近6億元。
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內,承載173平方公里產業轉型集聚的太湖科技產業園建設已經全面拉開,西山農業示范園、金庭大成現代農業園實現了農業新技術孵化、轉化和專業化。洞庭碧螺春茶、舟山雕刻、西山“太湖綠”成為知名商標。2011年,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服務業增加值26.5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52.5%,比“十五”期末上升了6個百分點。規劃引領作用顯現多元業態增添后勁
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兩鎮(金庭、光福)一街道(香山)總體規劃先后獲得江蘇省政府批準,以中心區為主體,金庭、光福為兩翼,特色各具、錯位發展的“一體兩翼”格局初步形成。去年,高標準商水平編制了覆蓋環太湖252平方公里的概念規劃,完成了度假區東人口、科技產業園城市設計,啟動了中心區總體規劃修編,優化調整了一批涉及安置房、功能性項目及道路的規劃方案。6公里長太湖生態景觀帶已建設成為全省太湖生態治理示范點,太湖濕地公園被評為國家濕地公園;完成2800畝廢棄宕口整治和8574畝環太湖生態林建設,拆除太湖圍網7800畝,沿太湖雜船清理全面完成,環境綜合整治持續開展,整體形象全面提升。
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堅持“大太湖、大旅游、大市場”開發理念,通過資源整合、項目開發,旅游業態得到完善。從度假區東入口至西山石公山景區一線成為太湖生態休閑的主打產品,沿線已有15個旅游景點、15家賓館、5個專業俱樂部、近200個特色餐飲點,旅游集聚效應逐步形成。
旅游節慶品牌是度假區吸引游客的重頭戲。每年的太湖梅花節、太湖開捕節等系列節慶活動,已成為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有影響的節慶品牌。太湖開捕節相繼獲得江蘇省、蘇州市最佳旅游節慶獎。國際攝影大賽、世界輪滑錦標賽、山地自行車賽等活動、賽事的承力、吸引了世界和全國的目光關注太湖、關注蘇州。
近20年發展的積累,蘇州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已構建起多元化旅游格局,初步形成了以太湖山水、古吳文化,橋島風光、田園野趣、美食度假、游樂世界為特色,能滿足國際、國內不同對象和文化層次游客不同需求的多功能、高起點、高標準的國家級度假、游樂、觀光和富有現代氣息的東方“人間天堂”。度假區先后推出了山水體驗、康體養生、古村探幽等多條旅游線路,圍繞國內重點城市和重要客源市場,組織參加各類旅游交易和推介活動,不斷拓展旅游市場。2011年,接待游客近700萬人次,旅游總收入超37億元,占吳中區旅游的半壁江山。
韓國有他們的韓服,在越南有他們的奧黛,奧黛比較像我們中國的旗袍,在印度有莎麗。但是在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國家曾經有著很豐富的國服,比如在漢代有漢服,在唐朝有唐服,在清代有旗袍,民國的時候有中山裝等等。我記得中國在解放以后,中山裝曾經是中華禮儀的服裝向世界展示,但是時代要改變,中山裝現在慢慢淡出去了。在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的形象,用于國際交往的禮儀服裝,如果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方向的話,我感覺是一種遺憾。
今天在全球視覺文化論壇上,我可以看到中華禮儀服飾在色彩上的變化。中國有兩種顏色——朱砂紅和水墨黑色,可以代表我們文化的特點。中國古代的詩詞、書法、國畫里面我們都會看到這兩種交融的色彩。朱砂紅和水墨黑基本上是代表中國,應該說從宋朝以后,是代表文人雅士的生活態度。
朱砂紅不但只是在中國很流行,在印度,在希臘,在日本,甚至在《圣經》上面都有提到過朱砂紅,朱砂紅是礦物的顏色。朱砂紅不但代表我們中國最經典的,同時在國際上都認同這種色彩。
華夏先民從觀察大自然的變化,歸納出紅、青、黃、白、黑五種顏色,中國的古人建立一套“五正色觀”色彩理論。到了中國公元前約十一世紀周朝的時候,開始賦予色彩特殊的含義,把顏色分為正色和間色兩類。古人又將顏色配合了金木水火土,還有東南西北中,用顏色來表達中國色彩的文化。
紅色在全世界是最早出現的一種色彩,古代不管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原,他們用動物的血加一些炭、焦炭來畫畫,紅色跟黑色是最早出現的。紅色系列最早是用“赤”這個字來表示,“赤”這個字是表示火的意思,所以古代用“赤”這個字來代表紅色系列的顏色。漢語“紅”字的結構左邊從“系”,右邊從“工”,字義原指女子從事抽絲紡織與縫紉等手藝勞動的工作,故有女紅(讀工)的稱謂;及后“紅”才逐漸演變成為一個專有顏色名詞,獨指色澤耀目亮麗鮮明的紅色,其涵義一直沿用至今未曾改變。紅色在中國是代表喜事、新年、節慶,在政治上是代表一種權勢地位。紅在五正色里面是屬于正色,明朝因為開國皇帝姓朱,朱就是紅色,所以他強調推廣紅色。皇帝住的宮殿墻都是朱色的。然后是朱砂紅,朱砂是一種礦物的色彩,中國人在世界范圍內最早將其用于繪畫和染布。在中國朱砂這種礦物色料最主要產地在湖南。因為中國最早使用朱砂紅,所以在國外也認同朱砂紅就是“中國紅”,英文稱Vermilion或Cinnabar。紅色即美艷,古代中國婦女喜愛以朱砂妝點紅唇以增強嫵媚與美感。
黃色屬于五正色之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地位崇高,它代表政治上的最高權位、正統、尊嚴與光明。漢民族自古又有居中者為大的權限與地理空間觀念,“中土”、“中原”與“中國”是代表國度位處世界的核心。而(土)黃色又被認定位于四方的中央,是權力最高的帝王所在之位。最早將黃色用于龍袍是在公元6世紀的時候,當時隋文帝楊堅用一種樹的汁來染布,從他開始皇帝就穿黃袍。到清朝以后的皇穿黃龍袍,是明黃色,偏向于綠,冷調的黃色。黃色在中國有很多代表意義,黃色是代表佛教,所以中國的寺廟七成是黃色的,麥子成熟以后也是黃色,黃色因此也代表豐收。
古時“青”字的含義較復雜,可分別當綠、藍、黑色使用。例如“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宋,姜燮《揚州慢》)中的青青是指春天田野間麥子的綠色;在“暮景俯仰兩青天,萬頃玻璃一葉船”(宋,陸游《漁父》)里的青天是藍色;另“朝如青絲暮如雪”(唐,李白《將進酒》),詩中的青絲是指黑發。中國傳統文化中稱為“青”包括綠色,也包括藍,所以英文可以說是Green-blue。
藍色,英文是lndigo,代表是牛仔褲那一種藍色,但是中國藍色有三干多年的歷史,藍色染布這種染料是從一種蘭草的色料里面染出來的。所以藍這個字在古文來講它不是一個顏色的名詞,是種植物叫蘭草,所以才會有青出于藍。青的顏色是出于蘭草的意思。傳統中國藍色,是用蘭草染出來的布料,就是代表平民階級服裝的色彩。“綠”這個字大家可以看到,綠草這種植物變為一種顏色的名詞。綠色在中國傳統的建筑里面配紅、配藍,互補的色彩互相之間會凸顯出來。白色,白色上面有一撇,是代表太陽的光線,因為它看上去是白色的。中國古人又對“白”的顏色定義,作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白,啟也,如水啟時色也。”用現代語言來講,就好像打開水龍頭,水剛涌出時大量細密的水泡呈現的顏色就是白色。白色也包括粉白,以前的白色磨粉以后,古代的女性就用米粉的粉在化妝上用,也包括中國傳統審美的觀點,自就是美,到現在都是這樣,白的皮膚就等于是美的意思。
黑色原指物質經焰火煙熏后產生的一種低沉無光澤亮度的色調。黑色是中國古代史上單色崇拜時間最長,以及義涵多元化的一種色彩。周朝是奉行紅色,等秦始皇的時候,他就崇拜黑色,他穿的服裝包括平民穿的服裝都是黑色的。黑有不同的講法,早上太陽還沒有升起來以前天的顏色是皂色。然后是烏黑,一只飛鳥在很遠的地方,如果我們沒有看到那些鳥的眼睛的時候,那個顏色就叫烏。所以鳥這個字跟烏鴉的烏這個字,中間少了一個點。
墨色,水墨是中國文化藝術的精神,水墨畫在藝術的境界來講,是寫神的,這種表達方法和創意只有中國才有。最早重視墨黑色及提出“水墨為上”觀念的是唐代詩人王維(公元701-761年):“夫畫道之中,水墨為最上,肇自然之性……”;宋代文人畫家強調“墨即是色”的繪畫理論,又墨分五色(即焦、濃、灰、淡、清),黑色是繪畫的唯一主彩。
【關鍵詞】明朝滅亡;章太炎;民族革命論
中圖分類號:K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4-0275-01
章太炎(1868-1936),原名張炳麟,字枚叔,號太炎,浙江余杭人。章氏認為,革命的重要使命就在于保存中國文化所獨有的“國粹”,這一思想是其革命理論中極其重要的一環,并且對當代中華民族對自身傳統文化的重視和傳承起著重要的借鑒和警醒作用,值得我們學習和反思。
一、章太炎民族革命思想的淵源
章太炎民族革命思想主要來源于四個方面:第一,以民族大義為己任的家訓熏陶,浙東學派的思想傳承,以及明季史籍的影響;第二,明末清初經世致用之學的影響,以王夫之所著《黃書》為代表;第三,西方近代論著的影響,尤其是斯賓塞的進化論學說;第四,為近代秘密會黨的反滿情緒所鼓舞,以運動和為主。
(一)幼年家訓和明季史籍的影響。首先,章氏幼年時期其外祖父“夷夏之防”的教誨,以及章氏家族堅持民族大義的“深衣”殮葬傳統促使了章氏革命思想的萌芽,促使其深刻認識到種族革命的思想原本就存在于漢人的心靈深處,只是沒有表露出來而已。其次,一大批極具民族氣節的漢族人士絲毫無畏于清朝殘酷的刑罰,毅然活躍于明朝歷史以及南明抗清事跡的搜集、整理和修撰中。這一明史修撰事業開展得如火如荼,以至于清廷不得不大興與修撰明史相關的文字獄,以此來鞏固和維護自身的統治,導致大批記載明季史籍的著作被查禁焚毀。正是這些基于歷史史實,以弘揚民族大義為己任,旨在激發廣大漢人的民族熱情的明代著作,使得從小接受民族大義熏陶的章太炎更加堅定了排滿光復的決心。此外,章氏早年還受到了浙東學派的影響,該學派的代表人物大多具有濃厚的傳統民族思想。這一切都構成了章氏民族革命思想的源泉。[1]
(二)王夫之及其《黃書》的影響。據考察,王夫之實為清初“殘明遺老”之一,在基于孔子“夷夏之辨”的大義之上,他將傳統的種族思想上升到理論層面,遂著成巨作《黃書》,并最終成為章氏革命理論的依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章氏的革命理論并非僅僅只是延續了王夫之的民族思想,而是在資產階級革命理念的推動以及復興中華民族強烈愿望的指引下,對其中一些極具哲理意義的思想進行了吸收和改造,并將之與西方社會進化論聯系在一起,從而使章氏的基本理論架構得以形成。由此可見,王夫之的民族思想以及其所著《黃書》對章氏民族革命論的形成影響深遠。[2]
(三)西方社會進化學說的啟示。章氏民族革命理論形成的基礎還建立在汲取西方近代論著的營養之上,尤其是斯賓塞的社會進化學說對章氏的影響和啟示極大。在斯賓塞社會有機體論以及社會進化論的影響下,章氏堅持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具有明顯的文化傳承特征,這是不為動物演化所具有的,而這種文化傳承又是通過社會教化所獲得的。在此基礎上,他還沿用了王夫之的觀點,認為文化保留是維系族群生存的關鍵因素。由此可見,在西方近代論著的啟示下,章氏的民族革命論不僅符合人類社會的演化規律,同時也適用于當時中華民族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環境。更為重要的是,章氏所倡導的民族革命論把民族文化放在了極其重要的位置,這是一種具有民族情懷的觀念,同時也揭示了文化傳承對于民族長遠發展的重要意義,十分有遠見,對世人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3]
(四)近代革命運動的鼓舞。中國近代歷史上所爆發的轟轟烈烈的人民革命運動為章氏民族革命論的最終形成提供了現實條件,尤其是運動以及的洗禮。這一系列的革命運動都為該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并使得章氏最終于改良派決裂,毅然決然地走上了以清政府為目標的革命道路。
二、章太炎民族革命理論的內涵
章氏的民族革命論實際上是一個倡導反滿的民族革命理論,同時也是關乎中華民族復興的理論。其核心就在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其基本信念就在于保存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其基本內容主要包括對清朝黑暗統治的揭發和譴責,探討中華民族復興的內涵,以及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追求。雖然現在看來,該理論必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是就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大的政治環境來看,該理論卻極具進步意義,尤其是對于文化傳承的強調,更是可供我們今天學習借鑒的地方。
三、結語
章氏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之情值得我們欽佩,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必須堅守自身的民族身份,才不至于在眾多文化身份的交融當中感到迷茫、彷徨。另外,章氏對于文化傳統的重視具有進步意義和現代意義,在當今全球各種文化越來越趨于融合的今天,我們需要培養自身高度的文化自信,才能在這種文化交融的過程中保持清醒,不至迷失。
參考文獻:
[1]沈定平.明朝覆亡v史與章太炎民族革命論[J].明史研究,2014,(14):282-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