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中國經濟轉型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文

關鍵詞:制度變遷;經濟增長;內在關系;實證檢驗;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5―0018―09

標準的經濟增長理論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變的,所以無法認識到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那么,為什么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把社會和制度變革作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動因?為什么在資源､人口､技術都沒有巨大變化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里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為什么有些貧窮國家在最近的幾十年里能獲得快速的增長,而有些國家卻仍在零增長線上掙扎?制度變革與經濟增長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過對中國經濟轉軌和經濟增長內在關系的實證研究來試著說明這一問題｡

一､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回顧

人們對于當今經濟增長模型批評最多的是,模型在強調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術作用的同時,卻忽視了制度要素｡諾斯在評價內生增長模型時指出:“這些模型都取決于一個能驅動模型的暗含的激勵結構的存在,如果不將制度中派生出來的激勵結構作為這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研究對我來說將是一個無結果的試驗”｡[1]諾斯從制度安排的]進角度,提出了經濟增長由制度“啟動”的論斷,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為解釋和比較不同制度或體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變遷理論的引入,極大地擴展了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和應用空間,它揭示了制度的動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

從目前來看,關注制度與增長間關系最多的還是新制度經濟學家｡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才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研究制度與增長間關系的必要｡當然,其他一些主流學者也從相關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如Schulley的經驗研究就證明了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Jones and Keeper則用考慮有制度背景的影響模型和實證檢驗突出了這一點;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發現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兩者并不能截然分開;而lener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Tomell和Eicher分別從產權制度和制度實施效率這個角度分析了內生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2][3][4][5]

除了國外學者的研究外,一些國內學者也在考慮制度與增長間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關系｡如盧荻､沈坤榮､張軍､林毅夫和雷欽禮等學者都對該問題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們認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易于在短期內被人們觀察到,而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表現不明顯或者不易衡量,這可能是許多經濟學家忽略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們還從不同的視角考慮了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有國內的一些學者通過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內生增長模型來進而揭示制度與增長的關系,如雷欽禮在其博士論文中做了一個嘗試;劉紅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澤填等青年學者也在這方面做了努力和嘗試｡[10][11][12][13]但總的來看,關于制度和增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還是一個不清晰的問題,本文就想換一個思路,通過檢驗當代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來揭示這一問題｡下面,本文就通過把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當作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來探究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二､轉型指標的設定及量化標準

把經濟體制轉型作為制度變遷的實例來研究,首先必須量化轉型指標｡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編制的改革進展指數(IRP)指標體系中,包括了企業､市場與交換､金融體制和法律改革4個領域的共10項指標｡在世界銀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報告中,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進展與評估是分類獨立進行的｡[14]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的評估集中在四個領域,分四大類著手考察,它們分別是自由化､財產權和私有化､機構以及社會政策｡

盧中原､胡鞍鋼選擇了投資市場化指數､價格市場化指數､生產市場化指數､商業市場化指數四個單項的市場化指標｡[15]國家計委課題組是從商品市場化程度和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進程測算向市場體制轉型的程度,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按勞動力和資金市場化程度考察,勞動力程度由市場化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決定,資金市場化程度由銀行信貸資金的市場化程度來近似反映｡陳宗勝等學者通過對企業､政府､市場三個方面的考察來測度市場化進程[16]｡

在構造轉型指標時必須做到科學性和可行性的結合,即所構建的轉型指標應該能夠較好地反映出轉型的實際進程和結果｡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呈現的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的趨勢是同步的,這種耦合的趨勢可以很好地揭示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經濟轉型)的內在關系｡在刻畫中國經濟轉型的指標方面,我們參考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17]､陳宗勝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并結合國內外其他相關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見解,我們把反映中國經濟轉型的量化指標確定為以下四個方面(見圖1):

(1)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本文用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中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來表示｡公式如下:NL: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

(2)市場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們選取投資的市場化指數來表示,即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投資”三項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ML=(外資+自籌資金+其他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

(3)對外開放程度(OL)｡反映經濟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OL=(GDP-進出口總額)/GDP｡

(4)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GL)｡我們以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地方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的變化程度｡

參照ERBD對改革進展指數(IRP)編制所設定的權重系數和國內､外學者對上述指標重要性的排序情況,我們設定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市場化程度(ML)､對外開放程度(OL)和政府干預程度(GL)對轉型進展的刻畫重要性分別為:0.4,0.4,0.2和0.2｡那么轉型進程綜合指數(TL)可以表示為(見圖2):

三､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

我們可以用圖3來表示經濟增長指數與經濟轉型進展指數之間的關系,我們發現僅從圖中很難確定二者之間內在的關系,下面我們通過對二者之間進行協整和因果關系檢驗,來進一步確定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經濟增長指數是指把GDP以1978年設定為100計算的各年可比價格比增長指數)｡

本文的實證檢驗分4個步驟完成:第一,利用單位根檢驗確定時間序列lnGDP(GDP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和lnTL(經濟轉型進程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的平穩性;第二,確定lnGDP和lnTL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第三,采用格蘭杰因果性檢驗考察lnGDP和lnTL之間的因果關系;第四通過VAR模型進一步驗證二者的內在關系｡本文所有檢驗結果均使用Eviews4.0計量經濟分析軟件進行了多次回歸分析而得｡

1.變量平穩性檢驗

數據選取本文采用前文計算的經濟轉型進程綜合指數和歷年經濟增長指數的變化數據作為樣本數據｡lnGDP和lnTL按照有關數據計算而得,其中,以上2個變量均取自然對數,是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樣本空間確定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對中國整個經濟轉型期做一個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將利用單位根檢驗來確定lnIF和lnFDI兩個變量的平穩性,具體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為

按照AIC最小值法則選擇最佳滯后期項數(2期),見如表2｡從VAR模型擬合結果也可以看出(見表3),經濟轉型確實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一種較弱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的時間較長,且不會在短時間內衰減;而經濟增長卻是經濟轉型的內在決定因素,并且這種決定因素會在較短時間內衰減｡

LnGDP(經濟增長)與LnTL(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與單向因果關系,這從表1和表2的檢驗結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長期均衡增長關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故GDP與TL之間也存在協整關系｡由表2和表3知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經濟增長是帶動經濟轉型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轉型并不是引致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二者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說明,雖然經濟轉型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但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確實能有一定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如滯后1期與滯后2期影響系數比較接近)｡

四､結論與啟示

很多人認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會起到決定作用,如中國的經濟體制轉型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現象｡但我們通過二者的內在關系分析卻發現,結果恰好相反,正是經濟增長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變遷決定經濟增長｡這也說明諾斯的推論是有疑問的｡當然,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的協整關系也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長期相關關系,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卻不是決定性的｡

我們再透過20世紀末期以來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轉型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知道,在經濟轉型問題上提倡“華盛頓共識”的學者認為,所有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都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而市場無疑是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過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場化的策略,轉型國家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成功走向市場體制｡但事實證明“華盛頓共識”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為轉型而轉型”的狹隘目標以及忽略增長取向的實現途徑上｡本文的研究也說明,經濟增長對經濟轉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同步考慮,只有在增長中來推動轉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這正是“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內在涵義｡

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告訴我們,為了經濟增長而重視制度創新是必要的,但過分倚重制度創新來達到經濟增長的決策是沒有根據的｡制度變遷并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說明在推動經濟增長中僅靠制度變革是行不通的,必須通過制度變革達到提高有效勞動､資本存量和技術進步改善才能達到｡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關系也說明,在經濟增長中制度變遷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但這種作用還是不能忽視的,并且制度因素還會通過對其他增長因素的影響來長期影響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179-180.

[2]SCULLY, GERALD W.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88,(3):652-662.

[3]RODRIK, DANI. 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540.

[4]ACEMOGLU, DARON and SIMON JOHNSON.Unbundling Institutions Rand [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87):68-103.

[5]GERARD ROLAND.Transition and Economics[M].Prefac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0.

[6]盧荻.變革性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的結構與制度分析[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7]沈坤榮.體制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增長[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8]張軍.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解釋中國經濟增長下降的長期因素[J].經濟學季刊,2002,(1).

[9]林毅夫,劉培林.經濟發展戰略對勞均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基于中國經驗的實證研究[C].林毅夫發展論壇討論稿,2002.

[10]雷欽禮.制度變遷､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

[11]劉紅,唐元虎.現代經濟增長:一個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模型[J].預測,2001,(10).

[12]皮建才.制度變遷､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一個分析框架[J].公共經濟研究,2005,(5).

[13]王澤填,盧二坡.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C].廈門大學2005年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國際研討會交流論文,打印稿,2005.

[14]世界銀行.1996年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M].北京:中國財政出版社,1996.

[15]盧中原,胡鞍鋼.市場化改革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J].經濟研究,1993,(12).

[16]陳宗勝等,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7]馮舜華等.經濟轉軌的國際比較[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第2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文

關鍵詞 六西格瑪（6%l）地方高校 專業人才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眾所周知，高校的三大職能是：培養人才、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對于地方高校來說，培養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應用型人才是首要任務。

1經濟轉型背景下高校人才培養面臨的挑戰

中國經濟轉型，不僅對中國的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也對中國高校的人才培養帶來了極大地沖擊。人才培養的質量，撇開生源質量不談，主要取決于人才培養的定位和培養方案的實施。

首先，人才培養的定位。高校人才培養的定位的過程就是不同高校差別化發展的過程，不同發展層次的高校如何通過特色定位尋找差別、識別差別并顯示差別，即顯示自己的發展特色的過程。當前，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我國應用型高校特色定位差異化發展，目的是為我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培養不同層次的應用型人才。同時，定位問題也關系到地方高校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其次，培養方案的實施。專業培養方案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培養目標；二是培養路徑。培養目標是根據學校的定位，由上級教育主管部門作出原則性規定，各高校之間即使有些差異也不會很大。而培養路徑則是培養目標的具體實施。在這一實施環節上，各高校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有的高校能很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緊盯市場就業需求的變化，及時地調整人才培養路徑；有的高校雖然由于機制的原因對市場變化的反應慢半拍，但基本上也能跟上市場發展變化的節拍；然而有些學校卻不然，固守已制定的培養流程方案，輕易不愿也不敢改變，具體地講，是領導不考慮改，教師不敢改，學生不可能改。試想，一套按照統一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任務書及統編的教材制定的培養方案，且是在新生入校前就擬訂好的，怎么能適應4年后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如當下中國經濟轉型的發展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沖擊。這種缺少柔性的培養方案，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千人一面”甚至“千校一面”，大學畢業生就像一個模子倒出來的，只有共性缺少個性。這些學子們也許能勝任一個具有一定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要求的工作崗位，但是卻很難應對新形勢、新情況，甚至是新危機的挑戰。其結果必然是一些高校的畢業生不受企業的歡迎，不被社會所接受。

當前中國經濟的轉型發展，對我國高校來說，無疑是一次挑戰，但同樣也是一次難得的機遇。我國高校應抓住危機帶來的機遇，在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加快教育改革與教育體制的創新，根據國內外就業市場的新情況、新需求，構建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

2將6%l管理方法引入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建立

六西格瑪（6%l）管理法是一種統計評估法，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產，防范產品責任風險，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市場占有率，提高顧客滿意度和忠誠度。6%l管理既著眼于產品、服務質量，又關注過程的改進?！?l”是希臘文的一個字母，在統計學上用來表示標準偏差值，用以描述總體中的個體離均值的偏離程度，測量出的%l表征著諸如單位缺陷、百萬缺陷或錯誤的概率性，%l值越大，缺陷或錯誤就越少。6%l是一個目標，這個質量水平意味的是所有的過程和結果中，99.99966% 是無缺陷的，也就是說，做100萬件事情，其中只有3.4件是有缺陷的，這幾乎趨近到人類能夠達到的最為完美的境界。6%l管理關注過程，特別是企業為市場和顧客提供核心價值的過程。因為過程能力用%l來度量后，%l越大，過程的波動越小，過程以最低的成本損失、最短的時間周期，滿足顧客要求的能力就越強。

概括6%l管理方法的特點是：

（1）它是一種統計評估法，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產；

（2）它既著眼于產品、服務質量，更關注過程的改進；

（3）它是用以描述總體中的個體離均值的偏離程度，測量出的%l表征著諸如單位缺陷、百萬缺陷或錯誤的概率性；

（4）6%l是一個目標，一個期望的目標，這個質量水平意味的是所有的過程和結果中，99.99966% 是無缺陷的。

我們把大學人才培養過程，視為產品的生產過程，我們期望高校以6%l目標來培養市場所需要的人才，符合市場需要的人才即為合格產品，反之，則為不合格產品或半成品。6%l管理方法既著眼于產品的品質、服務質量，更關注過程的完善和改進，其重點是將所有的生產作為一種流程，采用量化的方法，分析流程中影響產品質量的因素，并找出主要因素，進而制定有效的措施加以改進，達到提高產品合格率的目的。

引入6%l管理方法構建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出發點是，以市場為導向，為社會、為企業提供合格的人才；著眼點是，關注人才培養過程的不斷改進、調整和完善，建立柔性人才培養體系；宗旨是，讓每一位學生都能獲得成功。

借鑒6%l管理法，構建高校人才培養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2.1以市場為導向，建立柔性人才培養方案

6%l管理方法的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產。依據這一管理原則，學校需要對每一位學生量體裁衣的制訂成才計劃。從尊重市場多樣化人才需求出發，采用柔性人才培養流程，即可調節、可變通的人才培養路徑。高校除按有關規定開設公共必修課，專業、專業基礎必修課外，各校可根據自身的情況，從大二或大三開始（3-5學期），學生可根據自身的特點，依據市場需求變化的情況，選擇考研方向或就業方向等。學校對每一位學生可采用柔性培養方案，因材施教，分類培養。

2.2根據社會發展和市場的需要，及時的調整專業方向和課程體系

6%l管理法既著眼于產品、服務質量，更關注過程的改進。借鑒這一管理方法實施高校人才培養，必須根據社會發展和市場的需要，及時的調整專業方向和課程體系。專業建設和學科建設，是高校建設的首要任務。學科偏重知識體系的劃分，而專業則偏重社會職業領域，通常一個專業可能要求有多個學科綜合，而一個學科可以在不同的專業領域中應用。高校既然是為社會、為市場培養人才，那么市場需求的變化就是方向標，專業方向的調整是通過課程體系的調整和完善來實現的，也就是要對專業核心課程、主干課程、課程群以及選修課程等進行整合、調整，以適應社會發展和市場的需要。

2.3加強實踐教學課程，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

六西格瑪是一種統計評估法，為了達到6%l，企業首先要制定標準，在管理中隨時跟蹤考核操作與標準的偏差，不斷改進，最終達到6%l。借鑒這種管理方法，各高校在基于讓每一位學子都能獲得成功的理念下，制訂出不同要求、不同層次的人才培養方案。人才培養方案需特別注重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及達標要求。對于很多學生而言，不能順利就業，并不是他們所掌握的基本理論和知識水平不夠，而是實踐能力的缺失，尤其是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不強。為此，有必要加強實踐教學課程，通過理論與實踐教學的有機結合，培養出厚知識、寬口徑、會動手、有能力的人。

3以市場為導向的柔性人才培養模式的實現

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貿易人才培養模式，首先必須確立新的人才觀念，即高校培養的人才，一定是被市場認可的、接受的。因為只有當人有了使用價值，才會有價值。我們認為，以市場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實現的具體思路和方法是：

（1）確立讓每一位學子都能成功的理念，并實施柔性培養方案。倘若我們已確立了“讓每一位學子都能成功”的理念，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會因材施教，實施柔性的、不同層次的人才培養方案，使每一位學生有必要，也有可能成為社會不同需要的人才。

（2）強化證書教育，讓學生多一張就業的“門票”。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許多企業及用人單位對人才判斷的另一個重要標準是，畢業生是否獲得國家、省、市各級權威機構頒發的證書，如注冊會計師、汽車維修工程師、二手車評估師等，針對市場這一實際需求，高校尤其是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有必要在課程體系中融合一些職業證書的考核內容，這不僅滿足了有意愿拿證書的學生的要求，而且為所有學生提供了有明確實訓目標、訓練內容、考核標準的可操作的實訓課，它能較好的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3）鼓勵學生將畢業論文的選題與就業方向結合起來。本科高校畢業論文的教學環節特別強調一個過程，時間上覆蓋一個學期，以此要達到以下目的：滿足教學基本要求，能充分體現本學科、本專業的培養目標，并能使學生得到比較全面的訓練；選題應與社會、生產、科研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完善的實際相結合，選題應來源于實踐，又能指導實踐；難度和分量要適當、適中，使學生經過一定的努力，能在規定時間內很好地完成；要因材施教，不同的學生不同的選題，有利于各類學生均能提高水平和能力，鼓勵學生有所創新、有所發現。這些目標的實現，有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有助于學生應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經濟的挑戰。教師要特別鼓勵學生將畢業論文的選題與就業方向結合起來，這將有助于學生就業目標的實現。

（4）加強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增強師生的社會服務意識。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企業對科技需求，催生科技成果的迅速轉化。高校教學基地、科研基地、產學研校企合作基地、產業化基地、人才培養基地，以及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和完善，正是適應這一發展趨勢的必然選擇。學生在校外實習基地工作，能零距離地接觸社會，接近市場，并能將課堂上所學到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運用于實踐，這能有效地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借助實習基地的平臺，也能有效地增強師生社會服務的意識和社會服務的能力。

（5）重視“雙師型教師”的培養和使用。對雙師型教師的理解主要有兩種：一是“雙職稱型”，即教師在獲得教師系列職稱外還取得另一職稱，如經濟師、工程師、工藝師等；二是“雙素質型”，即教師既具備了理論教學的素質，也具備一定實踐教學的素質。但不管是哪種概括，雙師型教師都是指復合型教師。雙師型教師對于應用型本科院校培養工程技術人才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應十分重視“雙師型教師”的培養和使用。沒有合格的教師，就很難有合格的學生。加強對雙師教師的培養和使用是高校人才培養目標實現的保障。

總之，從6%l管理理念出發，我們可以把高校的人才培養過程看成是企業的生產流程。為了實現讓每一位學生都能獲得成功的人才培養目標，我們引入6%l管理法，以市場為導向對學校的培養目標、培養方案進行科學評估，同時也借鑒6%l管理法對人才培養的過程進行不斷地改進和完善，目的是使高校培養的人才能更好的與市場對接。

參考文獻

[1] 丁學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2）.

第3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力資本 經濟增長 分位數回歸

一、引言

當前，當前我國已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處于經濟社會發展和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體制內部出現障礙，中國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到現在，依靠的主要發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資、廉價勞動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產導向為基礎的舊有模式。但是現在這種模式潛力已基本耗盡。中國人口老齡化非常迅速，人口紅利逐漸喪失。經濟增速放緩，現有發展模式的弊病達到了高峰。

經濟轉型迫在眉睫，其中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

二、數據與模型

本文數據完全來自中國統計年鑒，統計標準一致。其中，人力資本通過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乘以各自受教育年限計算而得。受教育年限的折算參照陳釗、陸銘、金煜（2004）相關論文的處理方法：大專及以上以16年計，高中以12年計，初中以9年計算，小學以6年計。其中1989年的《中國人口統計年鑒》未對1988年“按性別和受教育程度分的6歲及6歲以上人口”進行統計，本文通過插值法測得。

分位數回歸方法，其主要目的是要區分在條件分布的不同位置，自變量將會對因變量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從理論角度看，分位數回歸是一種基于因變量的條件分布來擬合自變量的線性函數的回歸方法，它是對古典條件均值模型為基礎的最小二乘的拓展。分位數回歸是利用被解釋變量的條件分位數來建模，通過最小化加權的殘差絕對值之和來估計回歸參數。

與最小二乘法提供的平均數字相比，分位數回歸能夠提供許多不同分位數的估計結果，因變量的整個分配效果就得以清晰地闡釋，甚至可以對數據異質性問題進行處理。

估計人力資本產出彈性的回歸方程為：lnY=lnA+αlnK+βlnL

+γlnh+μ。

三、實證分析

對數據進行分位數模型回歸得到結果如下表

表3 分位數回歸結果

四、結論

從上表回歸結果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OLS系數接近于五個分位數系數的平均值0.0922。這符合預期的OLS是一個平均性的回歸分析。

從具體分為數的值，我們可以發現，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視為一個鐘形影響結構，即低分位和高分位處較中位數影響較小。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并不是人力資本越高和約低越好，而是適中人力資本水平能對國家經濟增長產生更為大的影響作用。當人力資本水平從較低端上升的過程中，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呈現一個逐步增長的趨勢，直到達到一個峰值。然后隨著人力資本水平的增長，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反而呈現一個下降的趨勢。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當人力資本水平達到極端高時，其對經濟增長居然呈現負的影響。這意味著人力資本水平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樣，是越高越好。正如微觀經濟學中的最優均衡而言，又如公共物品的最優提供，或者稅收理論中的餐桌曲線理論。

這樣的結果又仿佛在意料之中，這正驗證了哲學理論中的度的原理，或者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過猶不及之理。

從而對此實證分析給予我們的政策建議是，目前而言我國人力資本的發展水平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仍處于較低水平。因此，在國家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可以大力推動教育體制改革，加大教育資源輸出，提高我國人力資本水平，進而推動經濟發展。但要想使人力資本充分發揮作用，促進國家持續平穩發展，并不是投入越多越好，而是將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到一個相對適中的水平。

參考文獻：

[1]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和約[J].經濟研究，1996.

[2]江永紅.按照先進生產力標準深化對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J].經濟與管理，2003.

[3]陳文真，張真學.基于人力資本視角的全國教育與經濟增長關系[J].商業現代化期刊，2008.

[4]鄧穎.我國企業人力資本的形成與積累研究[D].哈爾濱：東北林業大學，2004.

[5]何承金.人力資本管理[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

[6]Barro， R.J.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

[7]Mankiw N Gregors， David Romer，David N Weil.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

[8]Tryggvi Thor Herbertsson. Accounting for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Nordic countri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3.

第4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文

關鍵詞：消費結構；模型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2）06-99 -02

一、引言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全球產業結構呈現出從“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型的總趨勢。全球產業結構轉型推動著發達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65%上升到2005年的72%，服務業就業人數甚至超過第一、二產業的總和。

然而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背景之下，產業結構以重工業為主導，服務業長期處于較低的競爭力水平。如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貿易保護主義亦有抬頭之勢，外需疲弱，僅僅依靠工業化已經難以保證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因此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當前面臨經濟轉型和消費結構轉型的需求，我國既要不斷拓展與制造業相配套的生產者服務業，亦不能忽略消費者服務業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我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性綱領“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將擴大消費需求，發展消費者服務業放在了戰略性的高度，提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改善居民消費預期，促進消費結構升級，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使之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穩定動力，推動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在政策導向、人口結構變化的雙重扶持下，我國居民消費正在向第三次升級邁進，消費數量級也已經實現了跨越式的增長，消費觀念的升級正推動消費結構沿著衣食住行的路徑逐步趨于高端化。以解決溫飽為基礎的消費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物質文化精神需求，消費者服務業自身的結構升級和高端化發展，將會帶領未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

二、消費結構與轉型理論

劉世錦（1998）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消費者導向的經濟，消費始終是整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國民經濟的復雜表現在其具有的循環特性上：收入增長促進消費結構升級，進而引導資本和勞動等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加之技術進步等外力因素的影響，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水平的提高。而這樣的結果又會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從而為消費結構的升級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因此，本文將從消費結構升級的角度研究消費者服務業的發展趨勢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

消費結構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們在消費過程中多消費的各種不同類型的消費資料的比例關系。收入水平是影響消費結構是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收入的提高帶來購買力的增強，使消費可能在外延上和內涵上擴大，從只滿足最基本的消費需要向更高層次的需要升級，使得消費結構發生變化。消費結構的劃分標準主要有三種：按照滿足人們消費的需求稟賦分為生存資料、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按照支出用途分為衣食住行等；按消費對象的不同分為個人和集體消費。

消費結構升級能夠引起相應的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促進消費品產業結構高級化。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的重心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移動，從易耗消費品向耐用消費品轉移，從低檔的生活必需品向中高檔消費品乃至奢侈品轉移?！断M品工業發展戰略研究》一書中將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歸類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消費目的是解決溫飽問題，第二階段消費重點轉向非生活必需品，第三階段是從數量消費轉向高質量、定制化、服務性的產品。對應不同階段，產業結構也由低向高升級。從第一階段的紡織業、食品業為主導，到第二階段中家電、家具、塑料制品等耐用消費品工業的極大發展，再到第三階段個性化消費和高端服務業滿足人們的“高尚需求”，從而使得文娛產業、生物保健產品、高檔飲料乃至奢侈品取得較大的發展空間。

三、居民消費結構模型分析

（一）模型的構建

1、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

學界通常采用恩格爾系數法和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ELES模型）進行消費結構分析。與恩格爾系數僅揭示特定發展階段的收入和消費結構關系所不同，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考慮了消費需求和價格因素對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能夠全面反映消費領域的相互關系。

1973年Liuch在Stone（1954）的效用需求函數基本形式基礎上，改進擴展的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為：

（1）

其中pi、pj是第i、j種消費品的價格；I表示收入，βi是邊際消費傾向，qi表示第i種商品的實際需求量； ri表示可維持生活的第i種商品的基本需求量。該模型表明，在一定收入和價格水平之下，消費者首先滿足其對某種商品或勞務的基本需求piri，在余下的收入 中，按照βi的比例在消費第i種商品和儲蓄之間進行分配，消費者的邊際儲蓄傾向為 ，且有0＜βi＜1， 。

改寫式（1）為：

（2）

其中ui是隨機擾動項，定義 。對式（2）應用最小二乘法，可以得到變量的參數估計值，同時可得 。

（二）實證分析

第5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文

關鍵詞：分工；專業化；多樣化；內生

關于分工的話題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由諸多哲學家所探討。其中色諾芬是第一個闡述勞動分工重要性的思想家，在《普魯士的教育》中，色諾芬肯定了分工對于產品制造的重要意義。他同時強調了分工與市場的關系，勞動分工會提升商品價值。該時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也從個人發展等方面提到了分工的重要性。重商主義時期，威廉配第是第一個認識到了分工對于提升產品生產效率和商品價值的巨大作用，他將分析視角放到了制造業的不同環節上，并認為分工會引起制造業效率的提升。在他的思想中，首先提到了通過分工專業化，可以將產業放到某地而發展，這樣會節約運輸費用。

斯密在《國富論》中首次對分工進行了系統性研究。他肯定了勞動分工對勞動生產率的巨大提升作用并分析了該機制的形成原因：勞動者因工種的分工而孰能生巧，效率提升；節省了轉換工種的適應成本等。引起分工的原因在于人的交換傾向，分工受限于市場規模（交通運輸、人口等）―斯密定理（楊格，1928）。斯密理論中已經蘊含了分工深化與經濟增長的動態機制的雛形。

按照斯密定理，分工的不斷深化必然會導致效率的進一步提升，以致達到市場壟斷，這引出了“斯密悖論”―既然是市場限制了分工，那么典型的產業結構就是壟斷；按照一般均衡理論，產業結構卻應是競爭的。

馬歇爾提出了“外部經濟”和“內部經濟”的概念以解決分工演進與競爭性產業結構的不相容問題。內部經濟是指企業自身生產規模擴大而使生產效率提升；外部經濟指企業規模擴大對該企業以外的產業內企業的有利影響。當收益遞增是因外部經濟引起時，收益遞增與完全競爭能夠相容；收益遞增是因內部經濟引起時，企業因企業家才能等原因具有衰亡周期，也不會導致產業壟斷。

楊格（1928）對分工與報酬遞增之間的動態機制做了開創性研究，他擯棄了馬歇爾對斯密悖論的靜態均衡化研究嘗試，并對斯密定理做了延伸。其主要理論貢獻在于：（1）從整個經濟范圍而不是單個產業來看待分工，將產業間分工的動態演進與報酬遞增聯系起來，報酬遞增即源于分工的不斷深化；（2）分工的最主要體現在于迂回的生產方式和產業間的分工；（3）分工受市場限制，市場的關鍵限制因素在于購買力，購買力又取決于生產能力，生產又取決于分工的水平，即“分工取決于分工”，分工與市場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楊格突出強調了產業間的依賴性，將分工視角放到了全經濟的產業分工上，經濟增長的報酬遞增機制即是產生于產業體系內中間產品和產業迂回程度的增加之上的。

楊格動態化地處理了“斯密定理”，其研究范式也啟發并催生后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羅默（1987）繼承了楊格產品多樣化分工的思路，通過模型分析（D-S生產函數）說明了壟斷競爭條件下，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其模型中經濟分為中間產品部門和消費品部門，中間產品品種的增加提高了消費品廠商的生產率，因此對于消費品廠商來說，中間產品多樣化產生了外部經濟效應，從而證明了以產品品種增加為表現形式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內生增長的源泉。

在羅默（1990）的知識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模型中，消費品的產量取決于中間產品的投入、人力資本和勞動，表明了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投資二者共同決定了經濟增長。而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1991）、楊（1993）從消費品品種的增加來分析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羅默等人將分工與知識積累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認為分工水平和技術進步速度的主要決定因素不是市場容量，而是生產新知識所需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高經濟的分工水平。生產新知識的固定成本隨社會知識存量的增加而降低，因此知識的不斷積累將推動分工演進和經濟增長。

楊小凱和貝克爾等人的研究則繼承了斯密分工專業化的思路。貝克爾―默菲（1992）將單個部門內部的勞動分工作為內生變量，把分工看成是生產專業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經濟個體的知識水平影響著分工對生產水平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分工又促進著知識積累。知識的積累和分工協調成本決定了分工深化水平，分工深化是報酬遞增機制產生的原因。楊小凱、黃少安（1991）使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從專業化分工角度探討了勞動分工的內在演進機制與經濟內生增長的相互作用。在其模型里，個體的勞動分工與專業化水平取決于交易費用和分工收益的比較，每個行為者是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人們能夠通過比較自行選擇更有效的分工結構，進而提高生產效率。其理論說明了分工演進是一個自發性的循環，經濟增長得以在分工深化下內生。

可以看到，上述經濟學者將分工的一個方面，專業化或是多樣化進行了詳盡的理論研究。但全面地理解分工理論，就務必需要從兩方面來全面對待。無論對于個人的工種，企業還是產業，乃至地區、國家，專業化和多樣化分工都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具備了專業化的前提，才會有多樣化分工的出現；而一旦出現了專業化分工的趨勢，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多樣化便是必然。作為一個個體，務必要讓自己成為專業性人才，全社會才會形成人才的多樣性，也只有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才會具備人力資本內生的可能；一個企業只有在自己具備優勢和專長的領域內專業生產，才會有創新的內生動力；一個區域在發展之初專注于生產自己具備外生相對優勢的產品，才會迅速轉變頹勢，快速發展，為積累內生相對優勢做好準備。而我們當前的經濟轉型即在于從依賴相對優勢（廉價勞動力資本、資源稟賦）轉到優勢內生化上來，這體現在人才的專業化素質不斷提高，企業創新能力不斷提升，產業從國際貿易低端向高端邁進等方面。（作者單位：山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第6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 社會轉型伴隨管理轉型。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本文從這一實踐出發,結合傳統文化、西方現代管理理論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場經濟本性要求的企業內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設以及在此基礎上企業家擇優機制的形成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的關鍵。

    一、引言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實踐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提出了建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科學的迫切性。但是,學界仍然在延用20世紀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為理論基礎,提出的以我為主、博采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學建構指導思想。其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并未深入探討以我為“主”的內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斷和選擇眾學之“長”,怎樣才能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筆者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建構需要從制度基礎和傳統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關系角度出發,建構各種管理文化因素有篩選取舍功能的制度結構。

    二、西方管理理論在轉軌時期應用研究

    進入市場經濟進程以后,但是,我國在現實管理活動中深受自身獨特的文化積淀的影響。而這種文化積淀,是缺乏社會化大生產和高度專業化分工基礎的中國農業社會管理思想的延續,浸透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實質。從現實來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由單一計劃型結構向市場契約型多元結構的轉變。經濟多元化的出現導致單一利益關系的分化,形成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經濟利益多元化。市場經濟進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體制內經濟利益分化以外,中國社會還存在體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體或集團,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和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憑借手中政治地位、經濟勢力及支配資源的特殊權力,利用非市場化方式,通過不公平手段獲取額外財富,形成具有投機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團。究其實質,則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雙向尋租行為。盡管尋租行為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中同樣存在,但是我國轉軌狀態使這種行為差不多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非規范經營行為與尋租行為越重,則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員個人的收益與尋租成功的企業的收益卻越多。于是企業與政府之間就會出現相互報酬遞減的關系。這是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國家在市場經濟發育成熟的經驗基礎上總結概括出來的管理科學,在現階段我國企業管理中的應用大都缺少現實的基礎。

    三、傳統管理思想在轉型時期應用分析

    反觀以儒家文化為主的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其價值取向與市場經濟社會的價值取向可謂格格不入。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本主義,把個體價值歸結于社會價值,倡導重義輕利。但是,以功利主義為原則的市場經濟卻認為唯利是圖是永恒不變的人類本性,強調”經濟人”假設的普遍適用。再者,以孔孟之道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張三綱五常倫理模式為核心的等級制度,宣揚專制式人治主義。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契約型經濟,崇尚以法治國,重視共同的契約式約定上升為國家意志的過程。而在具體管理模式上,中國古代管理方略經歷了春秋戰國的雛形期和秦漢以后定型期兩個階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嚴法律民、以法治國的法家思想以及兼愛非攻、兼愛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則逐步形成以”儒學為主”、”道法相輔”為學派結構的中國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雖多有變化,但終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國”作軀干,添加”援道入儒,無為而治”、”陽儒陰法,德主刑輔”為兩翼的內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顯,管理知識一直未能與治國思想分離而成為專門的科學知識,強調的是以平均和共存為特點的有序、統一、穩定的內部和諧狀態。因此,難以勝任市場經濟時期中國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競爭、創新和科學精神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以求和諧、中庸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議

    本文贊同在探求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過程中,廣泛吸取多種管理創新資源,從中國現代獨特的價值、文化視角去發掘西方現代管理理論和中國古代以“治國之道”表現出來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須強調這種文化的汲取必須由新的企業產權制度的安排來起主要作用。由于該制度的功能機制卻在于企業家作用?，F代產權制度的構建需要眾多的真正的企業家在實實在在的經營實踐中去探索、去博采眾家、融貫中西推陳出新。為此,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不僅要求符合市場經濟本性要求的企業內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設,而且與完善企業經營者擇優機制是不可分的。在這種擇優機制的作用下,優秀企業家的涌現不是靠親情關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領導賞識,而是靠制度性的競爭,以優勝劣汰的規則產生。因此,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上企業家擇優機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學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相融合而達到建構中國自己的管理科學的充要條件。

    另外,在具體操作模式中,既要極力營造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又必須強調允中諧協、知權通變。以平等、開放、寬容的態度對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識,從西方管理科學和中國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剝離出各種不同的觀點、思想,審時度勢,在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根本判斷標準基礎上,將他們應用到實際管理中去,最終建立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

    參考文獻:

第7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文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結構轉型;區域經濟增長;供給側改革

一、 引言

自2014年經濟“新常態”概念提出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雙去”（去產能、去杠桿）疊加、“三低”（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并存的“新常態”，宏觀經濟形勢不容樂觀，表現為生產成本不斷上升、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市場機制運行不暢，出口導向型增長難以持續等問題。2015年我國GDP同比增長6.9%，經濟增速整體處在回落后趨穩的弱勢狀態，總量增速彈性很小，傳統產業尚未找到新的增長模式，尤其是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從而導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困難。

從長期經濟發展來看，“新常態”經濟應該最終表現為區域產業經濟圈、創新型企業成為經濟主要推動力、傳統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發展出現新的增長點，傳統產業形成可持續發展模式等。然而，就目前中國經濟形勢而言，尋找新常態的“”才剛剛開始。宏觀經濟處于增速換擋期，勞動力人口占比不斷下降，資本成本逐步上升，人力資本及產業附加值增長緩慢，全要素生產率逐漸下降，并且傳統投資領域大多面臨產能過剩，發展空間有限。解決我國區域經濟失衡、促進經濟結構轉型是促進“去產能、去杠桿”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因此，本文基于產業結構轉型視角，對“新常態”下中國區域經濟結構差異化進行分析，探究優化區域產業結構升級和資源配置的有效途徑。

二、 文獻綜述

從已有文獻來看，國內學者大多對“新常態”的特征、經濟表現、形成機制等進行研究，但是，對“新常態”背景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及結構轉型的研究，還缺乏實證數據分析的支持。如李揚、張曉晶（2015）從產業周期視角，研究新常態經濟面臨的問題，并建議通過提高創新驅動力、調整產業結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經濟效率的提高。金碚（2015）指出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態”關系，促進經濟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動”向“創新驅動”發展。劉偉和蘇劍（2014）建議采取以供給管理為主、需求管理為輔的定向“微刺激”政策體系，促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的實現。齊建國等（2015）指出，在經濟增速換擋過程中促進消費、投資、進出口的“三駕馬車”平穩轉型長。此外，陳彥斌（2014）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微刺激”政策效果已經出現“邊際遞減”效用，應該加強對供給側改革的支持力度，優化產能配置，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此外，國內外學者圍繞產業結構差異、溢出效應、增長效應及作用路徑等深入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存在一定聯系。如Xiu等（2014）證實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存在滯后性，城鄉要素錯配阻礙了城鄉產業結構調整。干春暉等（2011）指出產業結構升級帶來的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是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侯新爍等（2013）通過測算經濟結構轉變的空間溢出效應，分析產業結構轉型對經濟增速的影響，并建議統籌考慮周邊地區的發展路徑，實現“區域板塊”的經濟增長。袁江和張成思（2009）分析中國的經濟周期與經濟結構的關系，發現經濟總量擴張伴隨著結構轉變。陳曉光和龔六堂（2005）則證實了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轉變之間的關系類似于“駝峰型”。項俊波（2008）將區域經濟結構、投資、消費、金融、國際收支等指標納入中國經濟結構失衡指數，并用宏觀數據進行論證。由此看出，新常態下我國區域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文獻仍處于空白。因此，本文將通過多元回歸分析、聚類分析法對我國產業結構失衡進行研究，為區域經濟格局轉型提供借鑒。

三、 實證檢驗

1. 樣本來源與選取。本文基于產業結構轉型視角，選取WIND數據庫中2015年我國29個省及直轄市的宏觀經濟數據，將影響因素設定為第二產業占比（x1）、第三產業占比（x2）、城市化程度（城市人口占該省份總人口的比重，記為x3）以及民營經濟發展水平（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總產值占該省份工業總產值比重，記為x4），建立經濟發展函數為，其中Y=f（x1、x2、x3、x4）為該省份人均GDP。

2. 偏相關性分析。我們對人均GDP、x1、x2、x3、x4進行偏相關性分析，得到各個指標間的偏相關系數：（1）人均GDP和第二產業占比、第三產業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131 9（P=0.495 2）、0.639 0（P=0.000 2）、0.940 3（P=0.000）、0.265 7（P=0.163 6），人均GDP和第三產業占比及城市化程度具有顯著較強的正相關性;（2）第二產業占比和第三產業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是-0.576 1（P=0.001 1）、-0.290 9（P=0.125 8）、0.398 7（P=0.032 2）;（3）第三產業和城市化程度、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695 6（P=0.000 0）、-0.192 5（P=0.317 2）;（4）城市化程度和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是0.179 2（P=0.352 4）。

由此看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關系數高達0.940 3，城市化進程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刺激作用明顯;第二產業比重和第三產業比重、民營經濟發展程度也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產業發展程度影響較高，表現為顯著的正偏相關系數;但是，民營經濟發展程度目前主要依賴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對于民營經濟拉動作用不足。

3. 回歸分析。為了進一步探究所選宏觀經濟指標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我們對人均GDP及自變量x1、x2、x3、x4進行對數化處理后，并進行回歸分析：

LnPGDP=3.101 4+0.2733 2x1+0.204 4x2+1.734 2x3+0.289 8x4

（16.29） （2.39） （1.03） （10.27） （1.26）

R2=0.910 1，F=60.71。

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方程擬合程度較高（R2=0.910 1），回歸顯著性較好，在影響人均GDP的宏觀經濟因素中，城市化水平的貢獻度最高，其次分別是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這也說明我國區域經濟結構失衡、民營經濟對經濟貢獻率不足。

4. 聚類分析。根據Hollis B. Chenery（1986）提出的工業化階段理論，對工業經濟發展階段劃分如下：準工業化階段（初級產品生產階段）、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初級階段、工業化中級階段、工業化高級階段）、后工業化階段（發達經濟初級階段、發達經濟高級階段）。由此，根據x1、x2、x3、x4四個宏觀指標，對我國29個樣本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現狀進行聚類分析（采用軟件為STATA），以便區分不同經濟結構類型（見表1），分析結果如下。

（1）第I類包括我國三大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人均GDP都在10萬元以上，已經進入發達經濟初級階段（Chenery第5階段）。從產業結構來看，3個直轄市第一產業占比僅在1%左右，遠遠低于其它省份水平;第三產業發展迅速，其規模已遠遠超過第二產業，尤其是北京的第三產業占比甚至高達79.7%。同時，3個直轄市的城市化程度普遍較高，位于82.3%～89.6%之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是，民營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北京為例，其民營經濟發展水平占比為48.7%，不及江浙地區。

（2）第II類包括浙江和江蘇。作為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省份，該兩省人均GDP在2015年達到7.8萬元～8.8萬元，進入了工業化高級階段（Chenery第4階段）。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一產業占比很小，僅為5%左右;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程度類似，所占比重均在45%左右，且第三產業占比呈現增長態勢。另外，城市化程度遠遠低于第I聚類，處于65%左右，達到中等國家水平。但是，浙江和江蘇兩省的民營經濟發展程度是全國最高水平，在72%～74%之間，對經濟貢獻率很高，是該省份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3）第III聚類包括福建、廣東、遼寧和山東。這些省份正處于從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邁向工業化高級階段（Chenery第4階段）的過程中，是我國重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人均GDP在6.4萬元～6.3萬元間，第二產業仍然處于核心地位，第三產業也具有了相當的比重。但是，城市化水平較低，在46.1%～52.8%之間。民營企業發展也十分迅速，有望成為該聚類新的增長動力。

（4）第IV聚類包括重慶、吉林和湖北，集中于我國中西部內陸地區，人均GDP在5.1萬元～5.3萬元之間，均處于Chenery第3階段，即工業化中級階段。第三產業發展較為緩慢，尤其是吉林省第三產業比重僅為37.4%、民營經濟占比為28.5%。該區域的城市化程度較低，民營經濟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貢獻。但是第三產業發展不足、民營經濟占比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這些省份的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速的提高。

（5）第V聚類主要包括我國的中西部省份，其中西部省份4個，中部省份1個，人均GDP在4.0萬元～4.8萬元之間，尚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第一產業比重在8.6%～23.1%左右，尤其是海南的第一產業占比高達23.1%，該比重在全國僅次于黑龍江的46.4%;第二產業對區域經濟貢獻率較高，內蒙古及陜西均超過50%。此外，民營經濟對經濟貢獻率不足，嚴重阻礙了經濟結構的轉型，經濟發展欠缺新增長點，城市化發展水平較低。

（6）第IV聚類包括我國7個東中部省份，包括黑龍江、河南等。這些地區人均GDP在3.5萬元～3.9萬元之間，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且第一產業占比較高，尤其是作為東部老工業化地區的黑龍江，第一產業占比高達46.4%，是全國最高值;第二產業是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除黑龍江占比20.5%外，其余的第二產業普遍占比在40.1%～51.5%之間;民營經濟發展不足，城市化進程處于中西部的平均水平45%左右?？傮w上，這些省份經濟發展水平較沿海地區低，且私營企業發展停滯，經濟仍以重工業為主，結構化轉型難度較高。

（7）第VII聚類包括貴州、云南和甘肅，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人均GDP僅有2.6萬元～3.0萬元左右，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的起步期。第一產業占比普遍高于10%，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第一、二、三產業結構在15∶55∶30左右，工業經濟較為落后。同時城市化水平較低，民營企業占比僅在26.6%～32.6%左右，總體上，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工業化水平有待提高。

四、 結論及建議

本文通過對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人均GDP、第二產業占比、第三產業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營經濟發展程度進行回歸分析和聚類分析，得到主要結論如下。

（1）偏相關性結果顯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關系數高達0.940 3，城市化進程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刺激作用明顯;第二、第三產業、民營經濟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相關性;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產業影響較高，但民營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刺激作用不足。

（2）多元回歸結果顯示：在刺激區域經濟發展上，城市化水平的貢獻度最高，其次分別是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

（3）聚類分析顯示：北京、上海、天津已經邁入發達經濟初級階段（Chenery第5階段），城市化水平較高;浙江和江蘇是工業化高級階段（Chenery第4階段），民營經濟發展程度最高;其余省份多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貴州、云南和甘肅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的起步期，普遍以第二產業為主，民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

基于以上分析結果，對當前“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產業結果轉型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發揮產業結構優化在改善區域經濟失衡、刺激經濟增長中的主導作用。優化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是區域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同時，建議完善中西部地區的生產力布局，依照當地資源優勢建立支柱產業，推動民間資本對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的拉動作用。

第二，放寬對科技型、創新性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條件，加大優惠政策的鼓勵力度，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便利的融資渠道和產業引導，特別要鼓勵民企通過聯營、參股、控股、特許經營等方式聯合國企，形成混合型企業集團。同時，鼓勵社會資本如VC（風險投資）、PE（私募股權）的投資，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融資渠道。

第三，以改善供給結構為重點，促進社會資源從勞動密集型產業流向知識、資本密集型產業，加快區域資源整合。在技術要素供給方面，提高企業的科研創新成果的轉化和研發能力;在資金要素方面，實現由政府引導為主、社會資本為輔的產業引導體系，促進民間資本對產業升級的帶動，加快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參考文獻：

[1] 陳曉光，龔六堂.經濟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J].經濟學：季刊，2005，（2）：583-604.

[2] 陳彥斌.中國經濟“微刺激”效果及其趨勢評估[J].改革，2014，（7）：5-14.

[3] 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5）：4-16.

[4] 侯新爍，張宗益，周靖祥.中國經濟結構的增長效應及作用路徑研究[J].世界經濟，2013，（5）：88-111.

[5] 金碚.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工業使命[J].中國工業評論，2015，（2）：10-14.

[6] 李揚，張曉晶.“新常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前景[J].經濟研究，2015，（5）：4-19.

[7] 劉偉，蘇劍.“新常態”下的中國宏觀調控[J].經濟科學，2014，（4）：5-13.

[8] 齊建國，王紅，彭緒庶，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和形成機制[J].經濟縱橫，2015，（3）.

[9] 秦天程.新常態下影響經濟轉型的制約因素分析[J].當代經濟管理，2015，37（3）：34-37.

[10] 項俊波.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的分析與思考[J].新華文摘，2009，（1）：23-29.

[11] 袁江，張成思.強制性技術變遷、不平衡增長與中國經濟周期模型[J].經濟研究，2009，（12）：17-29.

[12] 王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總體特征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學位論文，2010.

第8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文

論文摘 要：介紹中國電力行業規制歷程，結合電力行業發展現狀及現階段改革成果和不足；探討應打破電力行業壟斷局面，形成競爭格局，深化電價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

1 引言

電力行業，作為提供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最重要的二次能源的基礎產業和公用事業，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起著重要作用。傳統上，電力行業一直被視為自然壟斷行業，世界各國幾乎都采用國有壟斷垂直一體化的經營模式。20世紀80年以來西方各國紛紛對電力行業放松了規制。主要是分解發輸配售的一體化結構，在發電和售電環節方式進入規制和價格規制，以擴大競爭范圍。在可競爭的環節和領域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盡量減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預。而在輸電和配電領域不僅不放松規制，反而加強了規制。為了解決規制雙方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規制無效率政府實施了價格上限、特許投標等激勵性規制手段，以激勵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降低價格。經濟學家對自然壟斷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早期學者認為自然壟斷行業是那些具有顯著規模經濟的行業，因而自然壟斷行業的競爭是不穩定的、破壞性的、不適宜競爭。隨著經濟學家對自然壟斷行業研究的深入。人們對自然壟斷行業又有了新的認識。1982年報摩爾、盤扎爾，首次用了范圍經濟和成本次可加性系統論證了自然壟斷行業。所謂的成本次可加性是指一家企業提供整個行業產量的成本低于多個企業分別生產這些產品的成本。范圍經濟就是針對多種產品而言的，如果一家企業生產所以產品的總成本小于多家企業分別生產這些產品的成本之和，那么該企業就是自然壟斷行業。而且電力行業具有很強的規模經濟性。所以在電力行業內不宜引入多家競爭者。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電力行業因為沒有競爭壓力即容易喪失經營管理和提高生產效率的動力，又往往利用其壟斷者的地位制定壟斷價格牟取暴利。政府出于對消費者福利和生產者效率兩方面的考慮，只能對電力行業進行嚴格的規制，限制潛在企業進入，同時設定一個低于壟斷價格的規制價格以平衡企業和消費者兩方面的利益。

由于我國對自然壟斷行業有關問題研究比較晚我國研究成果比較少。我國電力規制存在以下問題：(1)我國在對電力行業的規制中還留有計劃經濟體制的烙印，缺乏相應的法律條文支持，并且常常以行政手段代替經濟和法律手段。(2)我國的電力行業還面臨電源建設和電網建設不足的問題，電力的供給必須滿足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我國電力行業的規制改革既要考慮電力發展的問題，又要考慮提高電力企業效率的問題。對像我國這樣一個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和秩序建設構建階段、電力供應相對不足的國家而言，草率的放松管制會加大經濟發展的成本，導致大量混亂和無序的狀況。我國的電力行業規制改革本質上是經濟轉型的一部分。國際上不少國家的電力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向我國這樣一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處在經濟轉型過程當中的國家進行大規模的電力規制改革，以前還沒有有過。因而改革意義相當重大。

總之，電力行業的戰略地位及其發展現狀、政府規制水平的不足以及我國面臨的經濟轉型，要求對在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殊背景下就如何進行電力行業的規制改革進行理論探索。本文通過對國內外電力行業規制歷程和方式、規制所存在的問題和取得的成績，規制的經驗和教訓等問題進行探索。

2 我國電力行業改革歷程

2.1 第一階段：政企合一、國家壟斷經營(1949——1985年)

這一階段的重要特征為，作為國務院的行政機構，中央政府的電力行業管理部門，即是電力行業有關政策和規劃的制定者；也是行業管理機構，行使行業管理和行政執法的職能；又是電力行業唯一的生產經營者；還是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者，負責投資建設電力項目并取得收益。在此期間，雖然電力行業主管部門多次調整和變更，但是并未脫離政企合一、國家壟斷經營的體制框架。

2.2 第二階段：政企合一、發電市場逐步放開(1985——1997年)

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政府的管制政策有所調整，再發電市場引入了許多投資者，結束了發電市場獨家經營的局面，但原有的政企合一的管理體制、政府管理方式以及垂直一體化的經營方式并未得到改善。為調動地方、企業、外資等各類經濟主體辦電的積極性，緩解日益嚴重的缺電局面，1985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鼓勵集資辦電和實行多種電價的暫行規定》，提出了“政企分開，省為實體，聯合電網，統一調度，集資辦電”和“因地因網制宜”的方針，并實行了“新電新價”政策。這一時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管制政策的部分調整，試圖通過放松發電市場準入及改革上網電價制度，創造發電市場的投資激勵機制。這些政策的調整和實施，帶來了兩個積極的結果：一是極大地激發地方政府和外資的投資積極性，促進了電力工業的快速發展。到1997年，全國性的嚴重缺電局面基本得到緩解。二是打破了多年來國家壟斷的市場結構。

2.3 第三階段：政企分開、實施深層次體制改革(1998年至今)

此階段實施的改革開始涉及電力行業的深層次矛盾，重點解決政企不分的問題，適時在五省一市進行以“廠網分離，競價上網”為主要內容的電力市場化改革試點。為了解決政企合一的體制性弊端，1997年我國成立了國家電力公司，1998年撤銷了電力工業部，將原電力工業部行使的行政管理職能移交到經貿委，著重解決電力行業政企不分問題。經過此階段的改革，電力行業政企不分的體制性弊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管理體制改革后，國家電力公司僅僅是一個生產廠商，但是依然保持著垂直壟斷的格局。原政企合一下壟斷體制的“雙重矛盾”轉變為行業壟斷這一主要矛盾，國家電力公司擁有全國46%的發電資產和90%的輸電資產。但這種格局沒有維持多久，隨著新的電力改革方案的出臺，這種壟斷趨勢很快被打破。

2002 年，國務院出臺《電力改革方案》，根據方案要求，我國電力體制將實行“廠網分開、競價上網、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原則。理順電價機制是這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新的電價體系劃分為上網電價，輸、配電價和終端銷售電價。首先在發電環節引入競爭機制。對于仍處在壟斷經營地位的 公司的輸、配電價，要在嚴格的效率原則，成本約束和激勵機制條件下，由政府確定定價原則，最終形成比較科學、合理的銷售電價。

2002年12月29日，國家電力公司重組，成立兩家電網公司(國家電網公司和南方電網公司)，5家發電集團公司(華能、大唐、華電、國電、中國電力投資)和4家輔業集團公司。2003年3月，電監會成立。標志著我國電力行業管理體制由傳統的行政管理 向 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依法管理的轉變。

3 我國電力改革取得的成績及出現的問題

3.1 從國家辦電到多家辦電，形成了多家競爭辦電的格局

3.2 實施多家辦電的電價政策

陸續推出高峰低谷電價，豐水期和枯水期電價，鼓勵用戶多用低谷價、豐水期電力以減少電網調峰困難，降低電力交易成本。進行農網改造，實現了城鄉同網同價。各地電網企業按照差別電價政策對電解鋁、鐵合金、電石、燒堿、水泥、電爐鋼6個高耗能行業執行差別定價。

3.3 從各地分散供電向全國聯網發展

改革開放后，加強了電網建設，建成了一批500千伏的骨干送電工程，使各跨省電網聯系大大加強。三峽電力以實現了華中電網與川渝電網、華東電網和南方電網的互聯，并將逐步推進全國的聯網。

3.4 從政企不分到政企相對分開，廠網分開、競價上網

雖然這些改革在打破壟斷和實現投資多元化方面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但是改革過程中也出現了與改革初衷相違背的問題。第一，改革本質上是體制內改革，即電力改革后電力投資主體仍然是政府。改革不過是按照地域分工進行的重組，電網公司和發電公司之間并沒有形成競爭，區域性壟斷代替了全國性壟斷。第二，盡管電力領域逐步實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但由于電網公司仍由國家壟斷經營即國家電網公司和南方電網公司。即使非國有資本進入電力領域，在競價上網環節往往難以獲取與大型國有發電集團同等對待遇，加之電廠投資的沉淀成本高，建設周期長，一旦因為非價格歧視而無法上網，其投資失敗所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這使不少非國有資本對進入電力行業持謹慎的態度，其結果是電力供應不足或成本過高。第三，投資宏觀調控中的重復建設和電力有效供給的難題仍難以解決。一方面，電荒的存在要求增加電廠建設，緩解電力供應緊張的局面；另一方面，投資主體又多為國有資本，政府出于宏觀調控的需要，防止供給過度，造成電力過剩，又要嚴格控制電力基礎設施投資。舊體制弊端在新體制下依然存在，真正理順電力投資體制還需通過立法進一步完善、2004年，批準新建電廠的總裝機容量為6000萬千瓦，而實際開工卻達到了1.8億千瓦，違章開工達1.2億千瓦。第四，我國電力規制還有其特殊性。我國的電力行業是直接從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繼承下來，這就決定了我國對電力行業的規制帶有濃重的行政色彩，表現為一種人為壟斷或行政壟斷。而西方國家的電力行業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過自由競爭而形成的一種經濟上的壟斷。我國沒有建立起相應的成熟的規制制度，政府對企業的規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規制，而是決定企業的一切生產活動。在進入規制方面主要以、依賴行政力量阻止其他廠商進入。

4 電力行業規制經驗和教訓

現階段我國電力行業應以深化電價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為主線。電力行業改革的核心是電價改革。而電價改革的核心是盡快形成合理的輸電價和合理的電價結構，發揮市場機制在形成容量電價的基礎性作用。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改革電力項目審批制度，既要做到有效發揮國家宏觀調控作用，又要調動各類市場主體積極性，通過市場來配置電力資源。結合這么多年我國電力行業改革的情況，應吸取以下經驗和教訓：第一，要完善和健全法律。電力改革是體制改革，它調整了生產關系，使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涉及到權利和利益的再分配，必然與某些利益集團相沖突，所以，需要政府制定完善的相關的法律法規，改革才能順利進行。第二，電力市場的參與者不能過少，太少了容易引起寡頭壟斷，但也不能過多，太多了難以管理。要有足夠的發電公司參與競爭，我國現有5大發電公司，就我國國情來看，發電公司的規?？傮w仍然偏大，一些公司在個別領域內占有的市場份額非常高，形成市場壟斷的可能性非常大。需要制定嚴格的管制措施和法規來遏制操縱市場行為。第三，電監會要積極實施有效的監管，更好的為市場指明方向。第四，由于安全穩定的要求及電能不能儲存、要求實時平衡等特點，電網運行仍需集中管理；同時需合理地進行電力基礎設施建設，鼓勵新建裝機容量和新建輸變電工程。第五，在制定電價機制時，應先采用簡單實用、透明度大的辦法，再逐步向原理先進、比較復雜的辦法過渡。結合中國電網的實際情況，應根據不同的電網采用不同的具體的定價方法，我國電網規模大，不同區域電網和省級電網的結構差異很大，因而在輸、配電價定價上，應因地、因網制宜地選擇合適的定價方法。第六，妥善處理已有的長期交易合同，使得有關的合同雙方能積極支持市場運行。第七，市場化的理念要貫徹市場設計的始終，供求關系不能被分離，需求和供應應充分參與市場；要加大電力行業信息化建設，實時跟蹤市場，把握市場需求。

參考文獻

第9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文

關鍵詞：大學城 經濟社會發展 意義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2-092-02

山西省是中部六省之一，在東部開放、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之后，中央吹響了“中部崛起”的時代號角，國家政策終于開始向中部地區傾斜了，中部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迎來了自己的時代。隨著國家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十一五”期間，中部地區在全國發展格局中的地位由下降轉變為上升，“V”形反轉的態勢已經形成，被譽為“中國經濟脊梁”的中部地區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中部六省緊抓這一難得機遇，在新一輪發展中好好利用累積的后發優勢，必將強勢崛起。在中部六省迅猛發展勢頭下，山西省也策馬揚鞭，山西省于2009年申請了“綜改區”和2011年申請了“大學城”，均獲審批，可見中央對山西省的重視與支持。山西省充分把握了這一難得發展機遇，積極轉變發展思路，努力破解發展難題，全力實現跨越發展，建設全國新型能源基地和新型工業基地，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大踏步邁進。而山西大學城的建設，則是山西省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型的關鍵一環，是推進綜改試驗區建設濃墨重彩的一筆，是太原都市圈核心太榆同城化的點睛之筆。系統地梳理山西大學城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一、山西大學城概況

山西大學城是經過省政府多次研究而決定建設的山西省高校教育園區，位于晉中市北部新城北側，一期規劃占地9900畝，總建筑面積360萬平方米，總投資90至100億元，擬入住太原理工大學、山西醫科大學、太原師范學院、晉中學院、山西傳媒藝術學院、山西中醫學院、山西煤炭學院、山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山西建筑職業技術學院、山西職工醫學院10所高校。山西大學城已于2011年3月正式開工建設，2013年投入使用。大學城建成后，容納師生總量將達到15萬人左右。大學城突出“儒雅大學、秀美河灣、拙樸晉韻、時代風景”的規劃設計理念，力求通過近10年的規劃建設，把山西大學城打造成中部地區一流的“智慧谷”。大學城西距太榆路1.6公里，北距太舊高速公路2公里，與晉中市榆次區環城東路相接，四通八達，滿足師生出行要求。新城內待建的匯通大廈、晉中市博物館、圖書館、城市規劃館、青少年科技中心，連同雅樂公園等，將把山西大學城打造成一座功能齊全、服務齊全的現代化高教新區。大學城建成后，將成為山西省中部商務新中心、旅游集散地、職業教育和創意文化中心、地方企業商務與研發基地。

二、山西大學城對山西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

1.山西大學城是太榆同城化的點睛之筆。為充分發揮省城太原對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山西省轉型跨越發展，山西省第九次黨代會提出了建設太原都市圈的戰略決策。而太原和榆次作為太原都市圈的“核心圈”，太榆同城化將成為太原都市圈建設的突破口。太榆同城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兩地的具體體現。然而，與中部地區其他五大都市圈相比，太原都市圈一直發展滯后。因種種原因，作為太原都市圈核心層面的太榆同城化一直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多年來舉步維艱。

然而，自2011年4月15日山西大學城開工奠基始，太榆同城化即全面加速，在省、市、區三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太榆同城化正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山西大學城正好連接了晉中北部新城和太原南部新城，從而真正實現了太榆地理空間上的同城。但山西大學城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此，而在于經濟社會上將兩市連接。太榆同城化的實質也正在于經濟社會的全面一體化，而不僅僅是地理空間的毗鄰。山西大學城的建設與發展恰恰可促成兩市經濟社會的全面一體化。山西大學城以理工、醫科院校和綜合性研究院校為主，整合了太原晉中兩市高?，F有的優勢。山西大學城依托晉中北部新城建設居住區和公共服務設施，交通上依托城市軌道交通、銜接城市路網，將太榆緊緊相連，促成兩市多年來的同城夙愿。

2.山西大學城是推進綜改試驗區建設的重大舉措。山西省作為煤炭大省，多年來為全國輸送了巨多的能源和原材料，給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全國。由于持續大規模高強度的煤炭等資源的開采，導致山西省生態環境日趨惡化、資源浪費十分嚴重、安全生產事故頻發，資源幾近枯竭，許多市鎮已成“空城”，已不宜人居。

在全國大力提倡科學發展的大背景下，山西省積極轉變發展思路，探索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的新路子，摒棄以往粗放單一型發展模式，向集約多元化邁進。實踐上已取得了可喜成績，比如：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新興產業的培育發展，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生態環境的建設，民生事業的加快建設等。2009年下半年山西省向國家申請“綜改區”，中央對于山西省的積極探索，特別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的做法給予了充分肯定，時隔僅一年余，便給予批復。在2010年12月1日，國家發改委經國務院批準正式設立“山西省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山西省成為全國第一個全省域、全方位、系統性的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足見中央對山西省的重視與支持。

綜改試驗區對山西省提出了大膽探索、先行先試、率先突破的要求。作為典型的資源型經濟代表，山西省資源型經濟轉型在全國具有重大示范意義，每一步嘗試，都極具標本價值，能給全國的資源生產地區，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山西省具備其他省份難以復制的資源優勢，要盡快把資源要素資本化，乃至市場化，而這需要大量的各類人才，因此在這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山西大學城可以稱得上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因為只有它，可以為山西省資源型經濟的成功轉型，源源不斷地輸送各類所需人才。

3.山西大學城是山西省高等教育發展的迫切需要。在全國高校擴招的大背景下，同其他省份一樣，山西省也面臨著高校發展空間不足、基礎設施落后、建筑老化、校區分散、管理成本高等一系列問題。為優化山西省高等教育布局，擴大高等教育資源，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更好地滿足山西省高等教育發展的需求，省政府多次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決定建設山西大學城，且已列入2011年山西省重點工程建設項目。作為一種新型的高等教育發展模式，大學城既能滿足高校外延式發展的需要，又能滿足高校內涵式發展的需要。大學城不同于傳統大學，它是多所高校的集聚，為各高校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創新體制機制，創造了機會，提供了平臺，可極大地促進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大發展，為山西名校走向全國打下了基礎。

三、山西大學城對周邊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

1.改善硬件設施。建設大學城，山西省政府在硬件設施上進行了大量的投入。目前已開通太原至山西大學城902、903路公交，并且按照太原市交通建設規劃，太原5號線會延伸至大學城，并設置兩個軌道站。整個大學城內設立至少15處公交站點，以滿足師生的公交出行需求。同時，這也大大便利了當地居民，拉近了當地與省城的距離。長期以來，由于交通條件的限制，當地一直無法發揮臨近省城的獨特優勢。大學城建設帶來了當地交通條件的改善，增加了當地對省城的吸引力，加上當地土地、礦產、旅游等資源較為豐富，工業門類比較齊全，并且其毗鄰省城的大部分地區地勢平坦，城市基準地價便宜，發展空間較大，成為了太原城市擴展、產業轉移的首選方向，這將極大地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2.提升土地價值。大學城的建設將極大地提升周邊土地價值，促進當地教育地產的興起，繁榮當地的房地產業。同時，當地農民可進行房屋的出租，盤活土地資源，在獲得傳統農業收入的同時，也可增加額外的商業收益，耕地、經商兩不誤。失地農民可合理利用征地補償款，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況下，利用區位優勢、政策優惠等條件發展各種經濟。而各種經濟的發展比如：房地產、商業、勞務、租賃等也可增加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財政能力增強了，從而可以為當地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3.拓展消費市場。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消費的增長必然極大地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按照政府的規劃，山西大學城建成后，師生總量將達到15萬人左右，這是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而且，大學城本身的消費市場就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市場。每個大學生都要在這里生活四年，有的甚至七年或者更長時間。大學城的學生總數按照15萬來計算，每個學生平均每年開支5000元，一年學生消費開支總數就是7.5億元。當然還有一些家長或者親朋好友的來訪，此外還有高校的教職員工的開支，無疑會形成龐大的消費市場和群體，將大大促進該地區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的興起和壯大。

4.發展旅游產業。旅游業在目前已經發展為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朝氣蓬勃的產業。大學城的建設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現代旅游業的發展。山西大學城就坐落在歷史悠久的晉中市。晉中位于山西腹地，氣候宜人，是晉商文化的發祥地之一，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交相輝映，旅游資源得天獨厚。全市可開發利用的各類資源100多處，特別是名城、名院、名山、名村更是名貫全省，如平遙古城、介休綿山、榆次烏金山、常家莊園、大寨虎頭山森林公園和左權龍泉森林公園等。這些自然與人文景觀雖然有很大的旅游價值，但“藏在深山人未識”，目前并未得到充分地開發利用。因為，發展旅游業既是一項產業工程，更是一項社會工程，它既可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繁榮一方經濟，但也深受周邊環境的制約，尤其是受到城市化進程和基礎設施功能的嚴重制約。而山西大學城的建設，將極大地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當地的城鎮化步伐，且隨著大量師生的進駐，將加強信息的擴散與傳播，從而大大優化當地的旅游環境，提升當地旅游資源的知名度和旅游業的文化品位。

5.發展高科技產業。根據平臺經濟學理論，大學城是構成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一個良好平臺，在這一平臺強大吸引力的作用下，高新技術企業在大學城周邊地區集聚，由此而形成高新技術產業群，并在這個平臺的作用下逐漸發展壯大。山西大學城整合了太原晉中兩市高校現有的優勢，以理工、醫科院校和綜合性研究院校為主，形成涵蓋文、理、工、醫、建筑、交通等多學科門類的院校聚集地，成為山西省科教人才資源庫和新技術、新成果孵化基地。大學城采用企業出資的辦學模式，實行“校企共建，學校為主，各校合作”的運行機制。建立管委會，由投資方、校方、經營方組成，履行管理、協調、監督、服務的功能。大學城從資金投入、基本建設到經營管理、后勤服務都采用了市場化的運作機制。而大學城的市場化運作，更能促進當地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交匯融通，促進當地教育、科研與產業的一體化。

[基金項目：該論文是山西省軟科學研究項目“山西大學城建設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研究”（2012041030-02）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曾曉真.大學城建設對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以福州地區大學城為例[J].臺灣農業探索，2007（06）：65～68.

2.胡海建.大學城文化力對新經濟形成與發展的推動作用[J].商業時代，2010（34）118～119

3.羅清和，尹華杰.大學城開發的經濟效益淺析[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6）7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