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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城鎮化范文

關鍵詞：城鎮化 金融創新 政治體制

自黨的十六大確立城鎮化戰略以來，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已達52.57%，今年預期達53.47%。目前，巨量的資金缺口成為了影響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關鍵。據國研中心測算，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點，相關的投資就可能超過1萬億元。相對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銀行借貸困難以及債務到期的種種難題，創新城鎮化融資模式，拓寬融資渠道顯得尤為重要。

一、中國城鎮化融資的主要方式及其局限性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迫使中國城鎮化融資從以政府財政資金支持為主轉變為以土地財政、地方融資平臺、地方債為主，外資和民間資本為輔的融資方式。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這些融資方式為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公共服務三類項目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促進了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但是，在提倡新型城鎮化之際，這些融資方式逐漸顯現出其局限性。

（一）土地財政及其局限性

以政府財政資金支持的城鎮化融資模式已經難以維持城鎮化發展中必需的巨量資金流，土地財政便成為了推動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動力。地方政府通過經營土地集聚了大量建設資金。但是，土地財政存在著以下弊端：政府對農村土地的征用使得大量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耕地，在既“失地”又“失業”的狀況下，社會穩定和發展受到威脅；收支規范與監督機制的缺乏致使資源、資金嚴重浪費；政府投資影響產業結構調整，加劇了建筑業、房地產業產能過剩。

（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及其局限性

在合法融資渠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地方融資平臺應運而生。從資本化角度考慮，地方投融資平臺主要由特許權資本化、土地資本化、政府支出資本化這三個渠道為城鎮化建設提供資金。地方融資平臺存在著許多問題制約其可持續發展：融資過度依賴銀行以至于形成了以銀行貸款為主要來源的單一結構；根據《擔保法》，國家機關不能作為保證人，因此，地方政府出具的擔保承諾函不具法律有效性；政企分界模糊、償債責任不明確，資金管理不規范、信息不透明。這些問題會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對城鎮化融資帶來負效應。

（三）地方債及其局限性

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銀行貸款也是資金融集的主要方式之一。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和土地抵押融資的方式向銀行取得貸款。國家審計署《關于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情況的報告》指出，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萬億元，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約為6.71萬億元，占62.62%。面對著不斷增加的大量債務，地方政府有限的財政收入使其償債能力不足，從而造成債務積壓，使得銀行貸款成為不可持續的融資方式。

面對未來城鎮化的巨大資金缺口，以上幾種融資方式皆呈現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狀態。為了能夠保證城鎮化進城中所需的資金，多元化、多渠道、創新型的融資方式顯得尤為重要。

二、多角度考慮融資方式的創新

作為城鎮化建設的主體，地方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的領導地位不可撼動。本文主要從金融創新服務城鎮化、完善政治體制兩個角度來闡述多元化、多渠道、創新型的融資方式。

（一）金融創新服務城鎮化

1.營造投資環境發行地方政府債券

地方政府債券即市政債券（Municipal Securities）。隨著我國地方債券的發行機制、定價機制以及二級市場流通渠道的進一步完善，政府可以嘗試發行專門的城市建設債券如收益債券，募集社會閑散資金用于城市建設。基礎設施項目建成之后的有償使用能夠為發行的收益債券提供還本付息的資金來源。未來穩定的資金來源有利于提高基礎設施收益債券的信用評級，降低融資成本，延長融資期限，這些優勢有助于提高民間資本使用效率的同時促進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

2.信貸資產證券化變“債權”為“股權”

信貸資產證券化，是將缺乏流動性但具有未來現金流的信貸資產（如住房、按揭貸款、信用卡透支等）進行組合，對該組合產生的現金流進行結構重組，并以此為基礎發行證券和融通資金的過程。首先，將地方政府平臺貸款債務進行分類，按照是否產生現金流和不同的現金流時限進行分類，然后，發行貸款的銀行將這些產生現金流的貸款組合賣給一個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現金流則被分配到不同的份額中。

信貸資產證券化能夠解決資產的流動性問題，幫助地方融資平臺走出債務重重的泥淖，使其能夠繼續為城鎮化融資做出貢獻。此外信貸資產證券化也有利于分散商業銀行的集中性風險，而從“債權”到“股權”的轉變則使得地方政府面對社會眾多投資者的監督，促使地方政府對資金嚴格管理、合理利用。

3.根據產業特征設立產業化基金

城鎮化中基礎設施、公共事業以及公共服務的建設離不開社會公眾的參與。在政府的支持下，鼓勵社會資本設立污水處理、燃氣熱力生產、文化、教育、醫療、養老等經營性領域的產業化投資基金，不僅能夠吸納社會閑散資金，吸引社會公眾參與進來，還能使得社會公眾及時了解城鎮化建設情況，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和效率。

4.股權投資與信托基金并進

在過去城鎮化過程中，債務性質資本遠遠超過股權性的資本，在債務融資方式遇到阻礙的時候，不妨提高股權性資本的比重，利用PE、VC等方式充分利用政府之外的經濟主體如企業、金融機構等的剩余資金，增強金融市場的活力以便更好地服務城鎮化。此外，可同時發展信托基金。通過信托基金募集流通中的剩余資金投向基礎設施、房地產、公用事業，能夠極大地減輕城鎮化過程中的資金壓力，同時促進我國城鎮化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二）完善政治體制服務城鎮化

1.完善稅制以增加地方財力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從1993年的78.0%下降到2011年的50.6%，而地方財政支出占比從1993年的71.7%上升到2011年的84.9%，地方政府面臨著事權與財權不匹配的難題。事權下放地方，財權上移中央加劇了地方政府的財力窘境，影響了地方政府積極性的發揮。當前稅收改革的熱點主要有資源稅、增值稅、營業稅、房產稅、物業稅，在這些改革中務必做到適度向地方政府傾斜。稅收具有長期效應，能夠增強地方政府的規劃、領導能力，促使其從長遠的角度考慮發展，形成有合理計劃的城鎮化發展，也能夠為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不穩定時進行調控提供保障。

2.建立信息披露平臺

信息披露平臺的建立能夠使得城鎮化建設陽光化。地方政府對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其中也不乏腐敗現象。信息披露平臺能夠幫助社會公眾更清楚地了解我國城鎮化的發展狀況，對地方政府的計劃和行為進行監督；有利于投資者及時地了解投資的風險程度，更理性地做出投資決策；也有利于社會閑散資金的高效流動和利用。

參考文獻：

[1]馬慶斌，劉誠.中國城鎮化融資的現狀與政策創新[J]. 中國市場，2012（16）.

[2]婁成武，王玉波.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存在的弊端[J].經濟研究參考報， 2012（6）.

[3]巴曙松，王勁松，李琦.從城鎮化角度考察地方債務與融資模式[J].中國金融，2011（19）.

[4]何靜，戎愛萍.城鎮化進程中的金融創新研究[J].經濟問題，2012（1）.

[5]王皓.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建議[J].商品與質量， 2012（5）.

第2篇：新城鎮化范文

目前高層正在為此進行頂層設計。

記者獲悉，由發改委牽頭制定的新型城鎮化的綱領性文件《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已經編制完成，上報國務院，預計將于全國兩會后出臺。

一位熟知此次規劃制定研討的人士告訴記者，此次《規劃》的主導思想是，以穩步推進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化居民為重點，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依托，以創新體制機制為動力，以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保障。

這位人士分析，此前的城鎮化主要是土地的城鎮化，就是城市通過攤大餅的方式不斷吞噬農村土地；而此次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主要是逐步轉移農民工進城。

而對于由于農民工進城產生的成本問題以及農民工進城后新增加的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規劃》提出了統籌推進農民工戶籍改革，用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解決農民工集聚區的供排水管網、燃氣和集中供熱、城鎮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問題，并進一步加碼保障房建設等措施。

由此可以看出，新型城鎮化帶來的投資機會仍然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必將拉動新一輪投資的高速增長。此后則通過各種社會政策的改革，比如戶籍制度、農民工社保制度、子女教育制度、衛生設施建設等的完善，進一步拉動城鄉消費的增長以及升級換代，從而實現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整體越過中等收入陷阱。

戶籍制度是核心

有人說，目前政府主導推進的新型城鎮化過程，對于幾千年農業文明主導的中國而言，是“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重要的標志是實現大批農民離土離鄉，放棄農業生產，進入城市從事現代工業和服務業。

國家發改委小城鎮研究中心主任李鐵曾經表示，新型城鎮化其實就是力圖解決長期以來困擾中國農村發展的深層次體制矛盾，通過促進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集中，緩解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壓力，并增加城鎮人口，帶動消費需求，刺激國民經濟增長。

熟悉此次規劃的人士向記者透露，此次《規劃》提出，要將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中國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將長遠的政策目標和當前可行的政策手段結合起來，率先解決一部分農民工在流入地城鎮安居落戶，逐步縮小農民工和城鎮居民在公共服務上的差距，穩步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要讓農民工市民化，核心的一條就是要拆掉目前擋在農民工進城道路上的柵欄——戶籍制度，《規劃》提出要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按照目前的數據，中國城鎮化率是50%，這只是統計意義上的城鎮化，絕大部分被統計為城市人口的農民工并沒有在城市實現永久定居，如果按戶籍來算，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左右。因此，只有打破目前的戶籍藩籬，才能讓進城的農民享受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北大教授張千帆認為，“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理應要享受城市公民一樣的待遇，這是新型城鎮化需考慮從戶籍制度改革入手的關鍵所在。”

目前戶籍制度改革的難度是享受城市優越公共服務的群體不愿農民分享，其中最主要的是，城市政府的反對，去年4月、5月間，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完成了對浙江、廣東、江西和貴州等8個代表性省份的調研，該專題組在全國不同城市發現“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

其實，戶籍的根本問題是其蘊含的公共服務，解決農民的戶籍問題其實就是要讓他們與城鎮居民一起享受福利待遇、醫療、住房、義務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務。這意味著，一方面，城市必須努力創造更多平等的就業機會，一段時期內可能還得對新戶改對象提供針對性的優惠政策，以便他們能夠盡快縮小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另一方面，城市還必須加大對原來農村人口的社會福利待遇、醫療、住房、義務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這對很多城市而言更是情非得已。

解決城鎮化的成本

戶籍改革是有成本的，這個成本其實就是要為農民提供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這是一筆巨額的投入。

此前的城鎮化資金來源主要是土地財政，就是政府通過賣地收入解決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來源。但是目前看來這種方式已經走到了頭，由于土地財政導致的強制拆遷積累了大量社會矛盾，使得農民權益得不到保障。即將出臺的《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將大幅提高農民的收益，新型城鎮化遇到的最大障礙還是資金問題。

上述知情人士告訴記者，《規劃》進一步強調要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要大幅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依法征收農村集體土地，要按照同地同價原則即時足額給農村集體組織和農民合理補償，解決好被征地農民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等問題，使被征地農民生活水平有提高、長遠生計有保障。

因此新型城鎮化提出后，大家擔心的是城鎮化的資金從哪里來呢？《規劃》提出，在目前分稅制的稅收制度沒有變化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將采取各種方式支持地方投融資平臺，并鼓勵市政公用企業在資本市場上上市融資。

《規劃》討論時，還規定對于公益性的基礎設施投入，政府將會自動承擔投資責任，中央政府或將逐步提高財政預算、國債資金中用于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比重，按照城鎮化的人口比例，在公益性基礎設施的建設上給予資金支持。

而對于經營性基礎設施，此次在討論《規劃》時，大家認為城鎮政府要減少對經營性基礎設施的投資，逐步退出經營性基礎設施的運營管理，有限保障公益性基礎設施投入。

政府還將對于進入微利或非營利市政公用事業領域的外資或者民資建立相應的激勵和補貼機制。

從目前設想的情況來看，要解決新型城鎮化的資金來源問題，目前政府主要想到了三塊：中央財政資金、民間資金和國際資金。目前的中央財政資金比較龐大，但是剛性支出也在增加，而民間資金和國際資金進入需要比較好的盈利項目，并要有一整套的制度改革。比如目前政府主導的招投標就存在許多腐敗問題，讓民資和國際資金很難進入。

建立成本分攤機制

除了資金來源問題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農民進城的成本不能由農民獨自承擔，應該分攤到每一個國民頭上。

《規劃》提出了建立合理的農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攤機制，就是明確各級政府對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建立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參與的農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攤機制，統籌考慮農民工的落戶需求，加大相關財政支出力度，拓展籌資、融資渠道，加快城市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能力建設，提高人口承載能力。

其實，要保障農民工市民化的順利推進，急需解決的問題就包括農民工子弟學校、農民工集聚區、農民工轉移人口的專業技術培訓，農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社區、農民工的權益維護等，這些都是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進入城市后，政府有義務提早安排解決的問題，不然就會形成南美國家普遍出現的貧民窟。

熟悉該《規劃》的人士告訴記者，在規劃制定過程中，以上問題都有大體的框架思路，并已經寫入《規劃》。比如，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重點支持農民工子弟學校改善教學條件，同時加強農民工集聚區供排水管網、燃氣和集中供熱、城鎮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等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社區公共衛生、義務教育和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配套設施建設。

更為關鍵的是農民進城后的住房問題，對于這個問題《規劃》提出了一攬子的解決方案，一是建立住房租賃體系，二是加碼保障房建設。

今后政府將逐步探索如何把農民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建設多元化的住房租賃體系。在城鄉結合部和城市規劃區內，政府允許農民和集體經濟組織利用各類集體建設用地，按照規劃建設出租屋。

有專家分析認為，以上規定可能是小產權房進一步合法化的一個有效途徑。

另外，政府將對這些出租屋的建筑質量、消防要求、環境衛生等方面制訂出租屋標準，規范租賃雙方的責任，引導農民工通過租賃形式逐步解決住房問題。

這些基礎設施投資將帶動水泥、鋼鐵、建材、家電等目前已經陷入產能過剩泥潭的行業重新尋找需求支撐點，為經濟進一步復蘇提供動力。

城鎮化爭議

對于目前的新型城鎮化，業內爭論很大，有一部分人認為，新型城鎮化就是蓋房子，沒什么新意；另有一部分人認為，新型城鎮化就是首先實現“美麗”。前者是悲觀派，后者是理想派。

悲觀派認為，由于體制慣性，最近幾年的城鎮化還只能走政府主導大規模投資的老路，而資金來源則主要還是征得土地，然后賺取征地收入中的巨大價差，新一輪浪費、環境破壞和對農民的剝奪將不可避免。此舉還將進一步推高房價，中國房地產的泡沫將更被吹大，這對經濟的健康發展將產生不利影響。

同時，在這條城鎮化的老路上，由于政府介入市場經濟太深，國有經濟完全主導資源配置，民營投資被擠出，產業不興、中小企業經營困難，農民不能進城買房就業，拉動消費發展經濟的愿望落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目標也難以實現，最終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就認為，下一步城鎮化不是拉動經濟的動力，而是經濟發展的阻力。對此只能從政府與企業對老百姓從欠債到還債的角度去理解，過去增長快，是欠賬，如今要還債了，故發展會慢下來。“過去30年的城鎮化，拉動效應正在遞減。”他說。

還有一種是理想化的路徑。按照目前中央表述的新型城鎮化的新意，那就是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積擴張，而是要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

新型城鎮化的“新”，是指觀念更新、體制革新、技術創新和文化復興，是新型工業化、區域城鎮化、社會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生態發育過程。“型”指轉型，包括產業經濟、城市交通、建設用地等方面的轉型，環境保護也要從末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潔生產—生態產業—生態基礎設施—生態政區”五同步的生態文明建設轉型。

但是這種觀念又過于理想化，發改委小城鎮研究中心主任李鐵批評道，我國對于城鎮化發展的進程要求較高，往往以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發展的現狀作為我們學習和參考的借鑒。無論是在理論界的研究還是在一部分地方政府的決策過程中，似乎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都是一種美好的預期、花園式的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和生態、高素質的人群、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等。

其實，中國的城鎮化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要讓農民和一些適應我國勞動力要素特點的企業能有較低的門檻進入，這樣才有助于在低成本的城鎮化道路上完成人口的轉移。

首先，在短期內還是要靠投資，土地財政還必須繼續。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中西部地區的確在基礎設施投資上的需求很大。但是，政府一定要放慢速度，在財力允許的范圍內量力而行，不要如4萬億元刺激時期那樣急躁冒進，寅吃卯糧，放大泡沫。

其次，政府要完全對民資和外資放開，要發展產業，改革目前的招投標制度，用制度和法制的手段減少投資過程中出現的，清理目前的項目審批制度。

第3篇：新城鎮化范文

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引發了諸多城市空間問題，城市權利問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通過列斐伏爾和索亞對城市權利的探索，西方的城市權利思想不斷深化和發展。作為緊跟時代步伐的堅定的學者，哈維也提出了具有深遠現實意義的城市權利思想。城市權利關系到世界城市化的走向乃至未來世界的總體格局，關系到中國城市化的方向、質量乃至歷史命運。城市權利研究已成為指導以人為本、空間公正的新型城市化建設的重要工具。

自1940年代以來，冒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風險，　許多的　問題　關于　城市的　空間　有　而且　興起　在里面　這個　迅速的　發展　屬于　城市化。　這個　城市的　正當　有　成為　這個　專注。　之后　這個　勘探　屬于　列斐伏爾　和　西方城市權思想不斷深入發展　像　A.　決心　者　下列的　這個　速度　屬于　這個　時代,　提出　這個　主意　屬于　這個　城市的　正當　具有　意義深遠的　實際的　意義。　這個　城市的　正當　是　相關的　到　這個　方向　屬于　世界　城市化　和　即使　這個　全面的　圖案　屬于　這個　將來　屬于　這個　世界。　信息技術　是　而且　相關的　到　這個　方向　質量　和　即使　歷史的　命運　屬于　中國的　城市化。　這個　學習　屬于　城市的　正當　有　成為　一　重要的　工具　到　指導　這個　建設　屬于　剛出現的　城市化　在里面　中國，以人為本，以空間正義為導向。

城市權利。urbanization。construction　pathnew　urbanization。城市是理解現代化的重要途徑。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空間周邊的城市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產生了許多城市問題。各種城市環境的沖突與矛盾城市發展中的權利繼續出現。在當今時代背景下，城市權利問題尤為突出。城市權利研究對解決中國當前的城市化問題有一定的啟示。

，中國城市化的質量乃至歷史命運，都必須對城市權利做出科學的界定。城市權逐漸成為城市研究的中心議題之一。通過列斐伏爾（Henry　Lefebvre）和索亞（Edward，Soja西部）對城市權利的探索，西方的城市權利理念不斷深化和發展。作為城市權利思想的主要代表之一，哈維（David　Harvey）在借鑒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基礎上，通過對《資本論》的重新研究，提出了具有深遠現實意義的城市權利思想，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20世紀60年代，為了紀念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100周年，列斐伏爾撰寫了《進入都市的權利》這部關于《城市權利》的第一部著作，反映了20世紀60年代巴黎的生存危機。列斐伏爾在書中認為，城市權利不僅反映了日常生活的逐漸衰落給城市人帶來的痛苦，也反映了城市人在危機中生存和建立新的城市生活的愿望。

相信《城市權利》可以讓人們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時，他認為，這項權利“不能理解為一項簡單的進入或返回傳統城市的權利，它可以轉化和更新為城市生活權”[1]158。論城市權利在利益主體方面，他認為城市權利是一種基于人自身的權利，具有廣泛性和包容性。這里的權利主體既指個人意義上的城市人，也指群體意義上的集體。就城市權利的內容而言，可以通過哈維對列斐伏爾的評價來理解，即，“城市權利問題將被一個模糊的問題所取代，如城市生活權，在他看來，這將逐漸演變成一個更普遍的問題問題，如《空間的生產》的權利”[2]Preface：15。換句話說，列斐伏爾從列斐伏爾認為，“城市權利是城市及其居民拒絕外部力量單方面控制的權利（由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驅動）“[3]在

的城市權利研究中，列斐伏爾用一種新的空間視角考察了階級以及不同階級之間的權利關系。在批判城市空間異化的過程中，他提出了城市權利的概念。列斐伏爾指出，這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不正常運作，是社會的不穩定這導致了城市空間社會資源的不公平分配。處于不平等和不公平地位的弱勢群體發動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以重新獲得城市權利，其目標是要求更多的社會權利和社會資源。

索亞（也稱為愛德華蘇賈）

是一位著名的后現代地理學家。他最著名的理論貢獻是“社會—空間辯證法”的提出。可以說，他的理論起源于列斐伏爾一世，但索亞比·列斐伏爾更進一步。

的《社會—歷史—空間》“三元結構和以空間為核心的三元辯證法是解釋城市現象更為合理的框架目前在這一框架內，對城市權利相關問題的探討始終圍繞空間展開。在討論城市權利時，索亞認為“城市化進程的這一更廣闊的視野與空間正義的斗爭密切相關，而空間正義的斗爭就是城市權利的斗爭。”[4]6

索亞將城市權利作為城市和空間正義的問題進行宣傳，城市權利與空間正義是相互建構的。他認為，我們應該從空間角度研究城市問題，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尋求空間正義和城市權利。隨著城市運動的迅速發展，人們對城市權利的要求越來越高。城市居民日益認識到，城市權利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空間發展不平衡。因此，索亞提出空間正義是城市權利的基本內涵，空間正義的構建是城市權利的保障。實現空間正義就是實現空間的開放性、包容性、多元共存與和諧共存。這是城市空間正義權的基本價值所在。要實現城市中的各種權利，必須建立合理有序的權利等級。索亞對城市權利和空間正義的深入研究，不僅加深了人們對城市權利的基本認識，也讓人們看到了城市權利空間化的重要性。為了實現人們多樣化的城市權利，有必要實現空間的同質化發展。

與列斐伏爾相比，索亞的城市權利更為具體。后者認為，城市權利不僅是一種訴求，也是人們普遍享有的一項具體要求。城市權利應該真正實現對空間的占有，尤其是對公共空間的占有。

。同樣地，我們通過日常的城市活動改變城市，反過來，城市也在改變我們。作為堅定的者，哈維也這樣認為。從這個角度出發，他對城市權利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這是一種根據我們的意愿改造城市和改造我們自己的權利。”[2]3哈維認為，城市化正在不斷發展和改造我們自己。

·哈維認為，從城市權利主體的角度來看，城市權利的承擔者被稱為一個群體。“城市權利遠遠超出了我們所說的獲得城市資源的個人或群體的權利。城市權利是根據我們的期望改變和改造城市的權利。”[2]4哈維指出，“比起的個人權利，而城市權利是一種集體權利”[2]4.城市權利只有屬于集體主體，才能產生更大的行動力。就城市權利的內容而言，其內涵極為豐富，涉及到人們在城市中的生存、發展、休閑等各個領域。

哈維的思想具有相同的地理背景哈維的思想不僅包含了空間正義，還提出了獨特的《重獲城市權利》的具體方式——開展城市社會運動。通過對哈維城市權利定義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哈維《城市權利》的內涵他非常富有。在《叛逆的城市：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Rebel　Cities：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一書中，哈維從三個方面論述了城市權利的主要內容：資本主義危機的城市根源、創造城市共享資源的藝術和地租2]28-109

大學優先，資本主義危機的城市根源。首先，在城市化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肆意剝奪城市權利的現象，導致不斷的反抗，最終形成“城市”危機第二，房地產市場的波動也是引發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全局和長遠來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房地產市場的波動不僅會對未來社會經濟產生嚴重后果，還會對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惡化產生影響。第三，城市化進程中對低收入群體的剝削也是城市動蕩和資本主義危機的重要原因。

第二，創建共享資源的城市。共享資源普遍存在于人類經濟社會中，具有多種形式。然而，并非所有形式的共享資源都向城市居民開放。有些是向公眾開放的，例如空氣。另一些原則上對公眾開放，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受到監控和限制，甚至由私人管理，如城市道路和戶外公共健身設備。此外，還有其他形式的共享資源，如品牌、技術、專利等。如今，這些被視為特定事物甚至資產的共享資源在城市化過程中不同程度地被商業化和私有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是共享資源本身，而是生產和創造共享資源的群體與導致共享資源商業化和私有化的群體之間的關系。哈維認為，共享資源是一種基于集體勞動的動態變化的社會關系。

第三，地租藝術。資本主義的私人業主壟斷了某些資產，導致土地租金壟斷。傳統上，房地產開發和財政政策是獲得壟斷地租的主要途徑。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發展，壟斷保護和壟斷地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削弱。在文化產業深化發展的過程中，一些特定的文化產品逐漸被視為獲取壟斷地租的重要途徑。但毫無疑問，資本主義和壟斷權是相互交織、不可分割的。然后是一個問題-如何解決這種情況？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重構壟斷權。哈維指出，現實中人們往往從文化的角度重申這些壟斷權。哈維在

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重新定義了傳統文化和文物，即定義為“集體符號資本”。他認為，如果一個城市通過“集體符號資本”獲得壟斷地租，其他城市也會效仿，出現越來越多的同質商品。這不僅會使城市失去自身的特色，還會導致原有城市結構的破壞和一系列的城市問題。結果，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要求“集體符號資本”的權利。哈維指出，城市居民對“集體符號資本”的要求是所有人都應該享有的城市權利。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面對新的形勢和問題，我們必須在深入研究城市權利的基礎上，探索研究城市權利的新方法、新途徑。

。縱觀中華民族近代史，盡管我們經歷了許多曲折和困難，但我們最終贏得了革命的勝利。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堅持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指導實踐。在

，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迅速。為了準確把握這一快速發展階段，我們必須面對空間變化的現實。由于城市的權利和發展越來越空間化，社會問題必須解決也來自太空。如城市資源分配不均。面對城市化進程中的這些空間問題，我們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即重視和重視對城市權利的研究。城市人能否獲得城市權利是城市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涉及到如何讓邊緣群體進入、使用、生產和創造城市空間的各種權利，如何滿足個人在城市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權利，以及如何實現空間生產中個人權益的合理分配。因此，可以說，城市權利是空間權利，“換句話說，無論我們身在何處，我們都應該牢牢控制我們空間的社會生產過程，或者作為公民，我們應該有更多的權利來控制空間的社會生產。從某種意義上說，獲得城市權利是在尋找空間正義。”6-7.

哈維認為，城市或城市體系作為進行社會運動的場所，反映了其被動性。同時，哈維認為城市也有它的主動性。它的主動性體現在其獨特的環境特征上，這往往被擁有城市權利的統治階級用來控制和鎮壓不穩定的人。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城市是社會運動和階級斗爭的重要場所。在

，人們傳統上認為階級斗爭、反資本主義斗爭和城市社會運動之間的關系是分離的，或者后者是前兩者的附屬物。即使在考察城市社會運動、勞動力剝削和異化時，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剝削和異化也是不可能的這只是反資本主義斗爭的一個方面。哈維通過分析巴黎公社運動的性質，打破了城市社會運動與階級斗爭和反資本主義斗爭相分離的傳統觀點，指出城市社會運動既是階級斗爭又是反資本主義斗爭。

·哈維指出，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已經消失，并在今天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被無產階級所取代。當前，我們首先要重新認識和擴大無產階級的內涵，把分散在城市的工人也包括進來。應組織和團結各黨派的革命力量，開展城市社會運動，以恢復城市權利為目標。正義自古以來就是人們追求的理想。然而，在現實社會中，理想與現實總是有距離的。目前，城市空間存在許多問題，如城市居民之間的權利不平等，這需要在城市空間的研究中更多地關注正義。空間公正日益成為衡量城市權利能否獲得的重要指標。本文從城市權利的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在城市權利主體方面，

應堅持主體多元化。城市主體不僅包括原城市居民，還包括從農村進入城市的群體。城市權利是使這些城市的人們能夠實現他們的目標。由于正義是不同的，政府應該更加關注城市個體的成長過程，特別是解決農民工權益問題和城鄉結合部的發展問題，使不同的權利主體得到尊重和保護。就城市權利的客體而言，空間資源和產品應考慮到生產、分配和使用的公正性。空間生產是城市化和城市轉型的根本動力，人們應該在免費咨詢的基礎上參與創造此外，與交換價值相比，空間正義應更加注重空間的使用價值——地方化的社會需要[5]60，以確保城市空間的同質化發展。因此，要實現空間正義的價值理念，關鍵在于認識正義的差異性，實現城市個體權益，關注空間生產的正義性和使用價值。

。事實上，城市權利往往被人們忽視。當前，由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出現了與城市化相關的住房、土地、社會、生態等權利問題和權利沖突。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權利已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因此，城市權利建設對于實現我國未來城市和社會的繁榮穩定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人權是指人的基本權利。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其中社會屬性是人的本質屬性。同樣，人權必須包括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而社會屬性是基本屬性。然而，就社會屬性而言，人權往往成為一種形式化、膚淺化、合理化的話語體系，甚至成為一種在不同時代為特定人攫取權力和利益的話語體系。人們在自然屬性方面的基本權利沒有得到尊重和保障。

的城市權利包含了當今時代背景下人權的具體內容，實現了外在形式與內在意義的統一。在今天的城市化社會中，就城市權利的內容而言，人民不僅是城市的主體，也是城市空間的主體。城市空間的目標是實現人民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人們可以生產各種各樣的空間產品，處理、協調和利用不同空間的物質資源，創造出各種具有使用價值的空間形式來滿足人們的需求不同層次的人的發展要求。這種城市權利以正義為導向，集空間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于一體，也就是說，城市權利所包含的個人權利的實現，不僅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需要，也是對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我們應該認識到，要實現人權，首先必須實現空間經濟正義和政治正義，以滿足當今時代背景下人權的兩個屬性，實現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未能堅持以人為本為核心，未能有效實現城市空間華人的權利。基于此，

將實現人民的城市權利作為穩步推進新型城市化建設的根本目標之一。個人的城市權利體現為：在居住方面，可以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的定居，并在城鎮獲得舒適、安全、健康、衛生的住宿。在就業方面，可以在不離開家鄉的情況下，努力實現當地人在當地的工作，并有足夠的就業機會。在社會保障方面，在城鄉建設方面，要樹立城鄉統籌的理念，堅持新型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的有機結合，實行聯動推進。大力發展特色小城鎮，加強村莊綜合治理等。通過以上對城市權利具體實現的分析和探討，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建設必須遵循以人為本的理念，打破“重物輕人”的傳統思維，大力推進人民城鎮化，不斷提高城鎮化質量。

前面提到過，城市權利的價值是實現正義。在中國，空間正義與指向中國城市化的城市權利范疇密不可分。要實現具有空間正義的新型城市化，我們應該用城市權利來勾勒各種空間和城市化問題，然后用空間正義來批判和反思這些問題，以實現空間層面的公平和正義。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2017年底，中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城鎮化率）的比例為58.52%。在城市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著資源過度開發、盲目占地、環境污染、各級城市權益保護不力等問題。日益突出的現實問題嚴重影響了城市化的發展。因此，我們應該不斷探索新型城鎮化的建設道路，在的指引下，建設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

面向空間正義的新型城市化內在要求我們實現城市化的協調發展。協調發展是一種基于長期和總體規劃的戰略考慮。在處理城市化建設中空間發展不平衡問題時，要堅持統籌協調發展的理念。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們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注重城市權益，協調各方發展，實現空間共享，最終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

[1]亨利·勒斐伏爾。關于城市的著作[M]。Oxford：Basil　Blackwell，1996年。

[2]HARWEYD.Rebel　Cities：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M]。London：Verso，2012年。

[3]吳寧·列斐伏爾的城市空間社會學理論及其中國意義[J]。社會，2008，（2）：112-127。

第4篇：新城鎮化范文

【關鍵詞】新城鎮化；公共醫療資源；公平

醫療資源配置包括醫療資源在城鄉之間、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之間、以及預防與治療之間的增量配置和存量配置。醫療資源配置決定著醫療衛生服務的效率。優化我國公共醫療資源配置，對實現病人有序分流，降低醫療費用，提高公共醫療服務可及性，推進城鄉一元化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新城鎮化過程及其醫療資源配置的要求

（一）新城鎮化與醫療資源配置內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城鎮人口比重連續上升。新城鎮化，就是堅持以人為本，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統籌兼顧為原則，推動城市現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態化，農村城鎮化，全面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水平，走科學發展，集約高效，功能完善，環境友好，社會和諧，個性鮮明，城鄉一體，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建設路子。醫療資源配置在新城鎮理念下推行，是指政府如何使醫療資源公平且有效率地在不同地區、領域、部門、人群中分配，從而實現醫療資源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積極推進醫療資源配置均等化，構建政府主導、多方參與、成本共擔、協同推進的公共醫療資源服務機制。

（二）新城鎮化對醫療資源配置的要求。新城鎮化發展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注重人與人的平等和相互尊重。這就要求醫療資源政策人性化、均等化。

醫療資源配置格局要與新城鎮化發展理念相結合。新城鎮發展，要求醫療資源配置要從人的視角出發，為人而配置，合理布局與配套集群發展；要求醫療資源要加強公共醫療服務管理，提高其服務質量，創造方便、舒適的公共醫療服務環境。

二、新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醫療資源配置現狀及問題

（一）醫療資源政策。醫療資源政策是政府配置醫療資源，解決醫療資源配置問題，預防疾病，確保醫療服務領域公共產品的供應，確保醫療衛生資源配置的公平性，矯正醫療保健和醫療保險方面的市場缺陷。

改革開放前，城市以三級衛生防御網為主的衛生防疫體系，農村重點是三級醫療衛生網，即以縣級醫療衛生機構為中心。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衛生機構財政短缺，許多預防保健機構出現了重有償服務、輕無償服務的不良傾向。農村鄉鎮衛生院逐步調整為在鄉鎮財政補助下實行多種形式經營。

中國城鄉醫療資源政策，使得醫療資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并減少了政府的管制。但是，財政對公共衛生的支持不斷減弱，導致公共衛生服務的社會效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滑坡，衛生資源配置出現了重城市和重醫療、輕農村和輕預防的傾向，衛生服務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醫療服務機構和人員缺乏提高服務質量的動機，醫療機構的條件長期得不到改善。

（二）新城鎮化推行過程中的醫療資源配置。在新城鎮化推行過程中，醫療資源配置進一步優化、發展和完善。重慶市沙坪壩區近年來公共醫療政策有所調整。2014年，重慶市沙坪壩區醫保市級統籌政策將實施三大調整，包括特病參保人員住院“門檻費”、醫療服務價格標準、特殊病種種類。此外，重慶市沙坪壩區，外地人可以在這里住院、看病，及時足額辦理醫療報銷。這一時期的醫療資源配置問題在于：醫療資源配置過程中，公平性較低；醫療資源配置重居民輕農民。

（三）新城鎮化推行過程中的醫療資源政策與配置的效益與公平性。新城鎮鎮的發展，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發展成果與人民共享。這就要求醫療資源配置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做到質與量的相對公平。從問卷調查與實地訪談中探知公共醫療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360份問卷調查中，有18.9%的人步行去醫院需要30分鐘左右的時間，這說明，有不少一部分人看病不夠方便，醫院覆蓋率低，醫療服務效率較低。

調查結果顯示，27.9%的人不了解當前醫療保險政策，8.4%的人沒有參加醫療保險。其中，沒有參加醫療保險的人群中，有15%的人是因為經濟條件不允許而未參加醫療保險。多數人參加了醫療保險，但清楚了解醫療保險政策的人不到50%，且了解醫療保險政策的群體大多是醫生職業。其中，有少數人沒有參加醫療保險。這說明，醫療保險政策還未深入人心，且醫療保險政策還不在全體社會成員的承受范圍內；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效率不高。

從調查與訪談結果可見，醫療資源政策與配置的公平性較差，效益較低，導致其公平性和效益性較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三、新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醫療資源配置問題的原因及對策

在醫療資源配置過程中，由于考慮經濟利益，及利益體之間的較量，會出現“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公共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特別是城鄉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市場能調節醫療資源配置，但是市場也會失靈。醫院由于考慮經濟利益較多的原因，會降低對醫療資源配置政策的執行效率。城鄉群眾得不到對等的服務量。應樹立城鄉一元化發展理念，加強政府制度化管理和監督能力。

四、結語

健康、完善的公共醫療配置體系，公平、有效、人性化的公共醫療服務，對整個社會而言，是實現質量導向型的“人的城鎮化”的關鍵；對個體而言，無論出生在哪里，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它都是實現個體的 “中國夢”的核心。在新城鎮推行過程中，醫療資源配置需要以人為主體，尊重個性需求，更加全面地滿足人的醫療需求，讓醫療真正地為人而服務，促進人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第5篇：新城鎮化范文

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發展是指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在發展規劃、基礎設施、空間布局、體制機制、推進工作等領域統籌謀劃、整體推進，破除新型城鎮化建設與智慧城市建設相互脫節的“兩張皮”現象，達到城市格局與智慧產業布局有效對接，城鎮服務體系與智慧應用體系優化匹配，城市基礎設施與智慧設施網絡有機結合，使新型城鎮化建設與智慧城建設緊密融合，城市化與信息化互為動力，促進兩者互動協調發展。具體而言，其內涵要求包括四個層面：其一是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國土規劃等要與智慧城市建設規劃相匹配、相對接；其二是智慧產業發展與城市產業的規劃、布局、特色等相互協調；其三是智慧城市建設基礎設施與城市空間、功能、發展結構等相融合，兩者相互支撐；其四是智慧城市應用系統與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等統籌謀劃與推進。

二、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提升城鎮化發展水平

寧波深化實施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必須從完善功能體系、優化空間格局、暢通交通網絡、提升品質特色、創新體制機制、推進城鄉一體等方面全面統籌整體推進。推進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發展，就是要在城市建設中融入智慧產業、管理、應用、文化等因子，從而提升城鎮化發展水平。一方面，依托主城區邊緣設立智慧產業園區或在遠郊打造獨立智慧新城，是拉開城市框架的有效路徑；另一方面，強化在城市建設、管理中智慧基礎設施、智慧應用系統的融合，是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質的重要路徑。

（二）有利于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無論是構建智慧產業園區，還是在城市建設和管理中著力提升智慧元素，對于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都具有重要意義。智慧產業園區作為智慧產業的集聚區，為智慧產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平臺，為園區內中小企業、創新企業提供場地、技術、資金、孵化等專業支持和服務，從而有利于智慧產業快速發展及相關企業做大做強。在城市建設和管理過程中提升智慧化水平，為智慧產品、服務、應用系統等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商機，對于加快智慧產業發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也十分重要。

（三）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推進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發展是改善民生、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的客觀需要。在城鎮化建設中，著力加強智慧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資源的整合共享，可以讓居民更方便地使用信息網絡及相關資源；強化交通、醫療、教育、文化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智慧應用體系建設，可以讓居民享受到更加公平公正、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務；在城市管理中推進社會治安監控體系、災難預警體系、應急體系等系統建設，可以大大提升城市建設和管理的規范化、精細化、智能化水平。

三、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發展的模式借鑒

（一）智慧新城建設型

案例：廣東省惠州市是科技部和標準委批準的首批20個智慧城市建設試點城市，近年來著力打造的潼湖新城是一個典型的智慧新城。新城總面積約150平方公里，規劃了留學人員創業園、高校創新園、國際科技合作園、工業設計園、大企業研發中心和科技與金融服務中心，以及相配套的商務區、智慧生活示范區、三網融合智能化小區，突出強化“產、城、人”的深度融合，目標是打造成為智慧產城融合、智慧技術集成、智慧產業發展、智慧服務惠民的美麗城市。

（二）舊城智慧改造型

案例：近年來，四川省南充市投入巨資啟動了規模最大的舊城改造，在此過程中把智慧城市建設和舊城改造融合放在突出位置。從無線網的覆蓋面來看，經過改造后的南充老城智慧基礎設施在全省名列前茅，同時大力推進智慧政務、智慧產業、智慧民生三大工程建設，加快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物流等一批成熟的智慧應用項目，城區面貌煥然一新，城市功能快速提升，城市管理更加智能。

（三）智慧城鎮建設型

案例：上海浦東新區周浦鎮是中國智慧城鎮創新示范單位，將“智慧城市、智慧產業、智慧科學”的概念引入城鎮建設管理，目前已實現百兆家庭寬帶接入和無線網絡全覆蓋，大力推進物聯網、云計算、智能電網等高新技術在節能降耗、清潔能源、城市安防、智能交通、醫療服務和智慧社區等方面的示范應用，基本建成了百萬平方米建筑面積的智慧商務區和智慧產業區，以“數字惠民”大大提升了周浦居民智能生活環境的水平。

（四）智慧社區創建型

案例：上海浦東新區陸家嘴社區的智慧社區建設始于2012年，組建了智慧社區建設領導小組，制定了專項規劃，建立了“智慧社區信息發展中心”和“智慧社區市民體驗館”，被上海市、浦東新區列為市、區兩級智慧社區首批試點單位。建設重點包括社區管理、公共服務、智慧商圈、人文精神等四大板塊，具體可以概括為“一庫（民情檔案綜合信息庫）、一卡（智能炫卡）、兩平臺（社區綜合管理信息平臺和社區公共服務信息平臺）、多系統（以平臺為基礎開發的各類具體的應用系統）”。

（五）智慧產業園區拓展型

案例：目前我國有30多個國家級高新區正在有序推進智慧園區建設，其中江蘇省無錫市的T-Park是智慧產業發展與園區城市建設共同發展的典范。與傳統工業園、開發區不同，T-Park是一個智慧產業和生活融合區域，園區規劃時就不僅包括了智慧產業發展內容，還包括了園區開發建設和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內容，不僅有發達、完善的智慧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更有便捷、優化的創業服務鏈，是一個不僅宜業而且宜居的大“社區”。

（六）重點開發區智慧提升型

案例：2012年，武漢開發區啟動智慧產城一體化戰略，委托北京泛華集團對“智慧城”、“生態城”進行總體規劃并對重點核心區進行城市設計，規劃面積84.7平方公里，重點打造11大功能片區，其中最核心的是“智慧城公共服務片區”，重點建設企業服務中心、智慧展示中心、綜合數據中心、特色商區、川江池智慧公園、專家公寓和智慧社區等項目，著力創建國際化智慧城示范區和慢生活休閑體驗區，打造智慧產業與公共服務完美融合的城市名片。

（七）都市功能區整體智慧化開發型

案例：南京將建鄴區江心洲整體智慧化開發，成為智慧功能區建設的經典案例。江心洲是長江沿線各大城市中唯一位于主城范圍、區位優越、環境優美的江中洲島，面積15平方公里。南京市政府與戰略合作者對該島進行整體開發，突出以生態、低碳、智慧產業為主導，著力建設科技研發、創意智慧和高端總部高度聚集的國際化智慧產業園區，以及生態旅游、文化創意、商務休閑、生態居住等功能相互交融的國際化低碳智慧島。

（八）智慧城市綜合體帶動型

案例：綠地集團以紐約曼哈頓的全智能建筑為模板，在合肥全力建設一個智慧城市綜合體示范點。該綜合體將立足城市建設的最前沿，把最先進的規劃理念、智能技術運用到項目中，打造面向未來的科技智能建筑，搭建智慧城市綜合服務增值平臺。在這個智慧綜合體中，每一個建筑及信息、設施、設備都是有機融合相互促進的生態鏈條，建成之后，智慧辦公、智慧商貿、智慧物業管理等都將成為現實。

四、寧波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發展的現狀及問題

（一）主要成效

近年來，寧波按照國家和浙江省的總體戰略部署，大力實施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及智慧城市建設綜合試點，并在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方面作了積極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是城市建設中智慧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大力實施“光網城市”和“無線城市”等工程，加強基礎資源數據庫和政務云計算中心建設，城市基礎設施中的“智慧因子”不斷增強。二是城市管理運營中智慧應用系統效用發揮更加明顯。智慧城管、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試點項目進展順利，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水平顯著提升。三是智慧產業園區的城市功能不斷拓展。著力發展軟件、信息、智慧制造等智慧產業，重點推進寧波杭州灣新區的智慧裝備和產品研發與制造基地、寧波國家高新區的軟件研發推廣產業基地兩大試點區域建設。四是智慧功能區塊開發積極探索。比如鄞州下應區塊“智慧城”完成規劃設計，海曙、江北等地“智慧社區”建設成效明顯。

（二）存在問題

總體來看寧波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發展尚處于自發性的初級發展階段，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之處。一是在思想理念上認識不夠。比如新近出臺的《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市化提升城鄉治理水平的決定》中盡管提到了要“堅持智慧管理”、“加快智慧基礎設施建設”等，但是沒有明確提出深化兩者融合問題。二是在規劃制定上缺乏溝通銜接。城市產業規劃、國土規劃、城市總體規劃與智慧城市建設規劃銜接程度不夠高，規劃制定過程中缺乏溝通對接，規劃之間“兩張皮”現象突出。三是在工作推進上缺少協調融合。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分別由不同的部門主管，分管市領導也不同，這也導致在工作中難以做到深度融合、互動協調。

五、推進寧波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發展的對策思路

（一）加強對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的推進工作融合

一是要深化認識。通過理論宣傳、政策引導，進一步加深全市上下對提升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水平必要性、重要性的認識，把融合理念貫穿到各地各部門推進城鎮化和智慧城市建設的實際工作中。二是要加強組織領導體系的對接。目前寧波新型城鎮化和智慧城市建設的主要領導機構分別是市城鎮化建設領導小組和市智慧城市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要強化這兩個領導機構尤其是牽頭單位的對接，建立協商協調機制，統籌協調兩者融合的重大事項和重點問題。三是要加強工作推進對接。比如在推動國家新型城鎮化試點工作中，要與智慧城市建設試點相一致；在推動衛星城、中心鎮建設時，要與智慧城鎮建設相融合；在推動老城改造、新城建設過程中，要與智慧社區、智慧綜合體建設等相匹配，等等。

（二）加強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的規劃融合

一是要促進規劃對接。積極探索“多規合一”，建立開放式的規劃編制程序，由規劃部門召集發改、經信、建設、國土等部門共同修訂和完善相關規劃，促進城鎮化規劃、智慧城市建設規劃與國土規劃、城市總體規劃等有機對接。二是要適時制定出臺專項規劃。制定出臺提升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水平的專項規劃，建立規劃評估和動態調整機制、規劃監管和協調機制。三是要制定出臺行動綱要。研究提出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行動綱要，明確階段性實施目標、重點任務、重點項目、實施主體和各項保障措施。

（三）強化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的產業融合

一是要加快發展智慧制造業。結合寧波實際，著重發展智能家電、智能電表、數控設備、智能交通、智能環保等智慧裝備產業，以及移動通信數據中心、金融數據處理中心、國際物流數據處理中心、重點產品和資源數據中心等網絡數據產業。二是要加快發展智慧服務業。重點發展軟件研發、智慧物流、智慧貿易、智慧旅游、智慧健康、文化創業、工業設計、科技服務等高端智慧服務業，大力引進和發展智慧總部經濟。三是要加快發展智慧農業。應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農業，依托各類現代農業綜合開發區、特色農業產業基地，加快建設“精準農業”信息系統，著力打造智慧農業示范推廣基地。

（四）強化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的基礎設施融合

一是要加快建設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大力推進光纖到戶、下一代互聯網、下一代廣播電視網和第三代、第四代移動通信網絡的建設，加快推進“三網融合”，全面推進無線城市建設。二是要加快建設智慧市政基礎設施體系。近期要重點加快推進城市智慧交通體系、水務管理、污染治理、能源管理、園林旅游等市政基礎設施的信息化、感知化建設。三是要加快建設智慧公共服務設施。推進智慧技術在教育、醫療、文化、行政審批、公共資源交易、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應用，加快開展智慧學校、智慧醫院、智慧圖書館、智慧政務等試點。

（五）強化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的政策體制融合

一是要強化管理融合。進一步推進智慧城管建設，加快建設社會治安監控、災難預警、應急處置、安全生產監管、食品藥品安全監管、環境監測、口岸疫情預警等信息系統，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細化水平。二是要強化體制機制統籌。在開發建設方面，理順新型城鎮化和智慧城市建設體制，統籌確定開發時序、重點，強化重點項目、重點區塊建設的統籌協調力度。在投融資方面，著力于建立完善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資金綜合平衡機制、資源資產盤活機制、投入產出與回報機制、重大項目共建共享機制等。在督查考核機制方面，統籌構建兩項工作的評價指標體系和目標責任考核辦法，協同開展目標進度監測評估等。三是要強化政策法規統籌。加強智慧城市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相關技術標準、制度規則、實施細則等方面的銜接，強化財政投入政策、土地保障政策、人才政策等方面的統籌協調。

（六）加快新型城鎮化與智慧城市建設融合的平臺建設

第6篇：新城鎮化范文

最為重要的社會經濟政策，其重點在發展中小城鎮。本期的主題是討論中國基層的城市化問題，但我們的重點是探討民營企業在新城鎮化過程中的定位、功能和發展機遇。

國務院推動新城鎮化的政策一出臺，關于新城鎮化的討論便風生水起，盡管大家的立場不同、視角不同、觀念不同，對新城鎮化的理解、表述各異，但是經過密集的討論和思想的碰撞，至少在以下幾點達成了共識，即：新城鎮化不再是簡單的“新4萬億”，不是繼續靠投資拉動和促進經濟增長，而是要把調整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作為重點；新城鎮化絕不僅是“土地的城鎮化”，更是“人的城鎮化”；新城鎮化的關鍵是改善民生，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培育具有現代文明意識的新市民。在尋求上述共同點的基礎上，還要明確，新城鎮化應該不再是由政府主導的城鎮化，而是由政府引導的、以市場力量為主體的城鎮化，也即：推動新一輪城鎮化的重要力量和參與者應該是市場、市民和民營企業家。

所以，我們討論這個主題的切入點是：新城鎮化對于民營企業發展的意義，民營企業分享和挖掘新城鎮化的商機在哪里？

據公開資料披露，截止到2012年底，我國的城鎮化率接近53%，城鎮人口逾7.2億，全國各地，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已經形成了不少工業、人口高度聚集、人口在十萬以上的工商業強鎮。它們是中國新興工業化的基地，也是新城鎮化的基礎。同時，從鄉村流出的人口，也即農民工，大多數分布在這些工商業強鎮中。這些城鎮的非戶籍人口經常是其戶籍人口的數倍。這些城鎮中的民營企業無論是在數量、規模、就業、稅收和發明專利等方面都是地方經濟最主要的貢獻者，他們在地方的城鎮化建設中，始終發揮著巨大作用。

如果按照人口、產值、工業化率等物質性標準，這些鎮已經具有城市的特點和功能。然而，無論是在政策上還是在觀念上，這些鎮始終只是鄉鎮，處于“半城市化”狀態。由此導致諸多問題：

一是大量人口被懸置在城鄉之間，無法完成市民化轉型。數以億計的人口已經脫離鄉村，聚集在工商業強鎮，從事現代工商業，并且不會回到鄉村。但是，他們不具有當地戶籍，各種權利得不到承認和保障。

二是這些工商業強鎮的社會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下。地方政府沒有足夠財力進行城市必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公共品供應嚴重不足。

三是城鎮化結構畸形。由于工商業強鎮無法完成城市化，中國過去20年的城市化演變成了一線城市的“大城市化”。這種“大城市化”實際上是由政府借助行政權力聚斂周邊地區資源，堆砌城市；而那些通過自發秩序，演化而形成的小城鎮卻不能成為城市。

四是工商業強鎮產業升級無法展開，經濟增長缺乏后勁。產業升級的本質是人的升級，企業必須能夠吸引和留住技術人員、科研人員和投資者，而這些人員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是目前的市鎮所無法滿足的。同樣，城市化滯后，也給服務業發展造成極大約束，尤其是中高端服務業沒有機會發育、發展。這些工商業強鎮占據中國經濟半壁江山，其發展受約束，也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結構升級受到制約。

這些問題是新城鎮化發展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而新城鎮化解決問題的主要途徑應該是依靠市場制度和市場機制，依靠全社會的參與和完善法治建設。毫無疑問，如果發展新城鎮化戰略能夠堅持市場開放，鼓勵公平競爭；能夠著手打破行政壟斷，降低民企進入傳統行政壟斷行業的門檻，那么，民營企業固有的市場競爭潛力就會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堅持主要以市場制度解決上述問題，就是民營企業借力新城鎮化發展的機遇。具體來說：

1.新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提出了滿足人的發展的基本需求問題。大批的農民進城后，其生活質量必然要改善，生活水平一定要提高。龐大的人群所產生的巨大社會需求，在吃穿用住行等各個市場和細分市場，無疑是民營企業的機會。

2.城鎮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難”，特別是上學難、居住難、看病難、乘車難、停車難、甚至上廁所難等等，都會為參與新城鎮化建設的民營企業提供大量的發展機會。

3.國務院“新36條”及其實施細則，均明確鼓勵民營企業進入公共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建設。盡管細則還有很多可以細化之處，但是在全面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公私合作模式上，再次為民營企業提供了空間。

第7篇：新城鎮化范文

一、站在白城發展大局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加快中心城區建設的重大意義

隨著城鎮化步伐的不斷加快，拓展中心城區的承載功能，壯大城鎮經濟，破除城鄉二元壁壘，加快中心城區建設十分迫切和必要。

第一，加快中心城區建設，是落實省委、省政府戰略部署的有力舉措。白城作為吉林西部一個重要的地級城市，與松原市共同被確定為建設吉林西部生態經濟區的核心城市，突出以新區為引領，推進老城區改造，加快中心城區建設，符合政策，切合實際，意義深遠。

第二，加快中心城區建設，是白城搶抓機遇加快發展的現實需要。加快白城發展，既離不開自身努力，更離不開外力支持，無論是西部生態區打造，還是城鎮化建設，都為城市建設發展爭取政策項目支持、借助外力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在此關鍵節點，規劃建設生態新區，加強打造中心城區，推進城鎮化進程，是搶抓借力發展機遇、加快自身建設發展的現實選擇。

第三，加快中心城區建設，是提升白城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有效途徑。城鎮化建設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和基本之策，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載體。加快打造中心城區，在拓展城市空間、優化城市功能、打造特色發展支撐等方面，為中心城市發展提供了先行示范的龍頭引領作用，也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了高標準規劃、生態化發展、產城融合的鮮明范例，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盲目建城”和“攤大煎餅”的不良發展傾向，必將有力推動白城城鎮化發展步伐。

二、著眼洮北未來發展的現實角度，正確看待加快中心城區建設與洮北發展的關系

洮北區地處老城區，是白城唯一的行政管轄區，是中心城區的重要有機部分。以生態新區為引領，加快中心城區建設，洮北區近水樓臺，是最直接、最大化的受益者。

第一，加快中心城區建設，有利于做大洮北城鎮經濟。中心城區占據整個城市區域的主導位置，是發揮城市服務功能，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的主要平臺。從白城現狀來看，加快中心城區建設，能夠使新區和老城區形成良性互動、優勢互補，增強城市競爭力，引領帶動洮北城鎮經濟加快發展，進一步發揮要素集聚的洼地效應、消費需求的規模效應和城市面貌的窗口效應，有力提升中心城區的形象和品位，進一步增強投資吸引力，促進洮北區域經濟特別是城鎮經濟加快發展。

第二，加快中心城區建設，有利于推進洮北城鎮化進程。以生態新區為引領，加快中心城區建設，是轉變白城經濟發展方式、優化城市空間布局、統籌城鄉發展的有力舉措和重要載體，必將增強這里的綜合承載能力、人口吸納能力和示范帶動能力，帶動洮北加快城鎮化發展步伐。

第三，加快中心城區建設，有利于增進洮北人民福祉。建設城市的目的在于形成經濟的集聚效應，打造區域強市，最終通過城市自身的發展壯大，不斷滿足人們的民生需求。突出以生態新區為引領，加快中心城區建設，有利于增進洮北人民群眾民生福祉，促進人居環境優化、住房條件改善和公共服務提升，提升群眾生活品質和幸福指數，增強居民群眾歸屬感。

三、樹立服從服務全局的發展理念，主動融入中心城區建設

突出以生態新區為引領的中心城區建設，需要一手抓新區建設，拓展發展空間，一手抓老城區建設，完善服務功能，實現協調聯動、互促共進。為此，作為地處老城區的洮北，務求科學定位、準確站位，主動融入中心城區建設發展。

第一，全力配合新城區建設。在土地問題上，全力配合市里開展項目征地拆遷工作，積極穩妥地做好群眾思想工作，為新區建設提供用地支持。在人口問題上，緊密結合城區危房、廉租房、棚戶區等住房改造工程，做好征收安置工作，促進城區人口流動，匯聚新區人氣。在社會服務上，充分發揮行政職能作用，在教育、衛生、民政、司法等社會事業建設管理方面，統籌協調，配合聯動，努力推進公共服務一體化發展。

第二，不斷加強老城區改造。新區見證著現代文明，老城區承載著洮北的歷史，新老城區務必同步建設，協調發展。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上，要著力抓好小區巷道改造、街路綠化、城市亮化和市政維護等工作，完善市政設施，健全城市功能。在城市環境管理上，著力加強市容衛生整治，強化小區物業管理，完善市容環境管理機制，提升科學化、網格化管理水平，提升城市品位。在綜合服務上，不斷優化社會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努力促進老城區與新城建設發展水平同標、同頻，做好補充服務，實現同步提升，雙輪驅動。

第8篇：新城鎮化范文

在過去200年里。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都經歷了這一歷程。并具有鮮明的工業主導色彩。但隨著二次大戰以后經濟的全球化以及技術的進步和產業的升級換代。城鎮化的動力日趨多元：逐步從單一的工業發展驅動轉化為工業。現代服務業等多輪驅動。隨著社會進步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機動化、生態革命、信息化發展等也對城鎮化的發展產生各種各樣的重要影響。對于后發國家而言，城鎮化的背景和動力都出現了新的形勢。

同時，從歷史的角度看。隨著城鎮化過程的推進。城鄉關系一直在發生著變化。城市與鄉村孰重孰輕也一直在不斷調整之中。因此。從歷史的角度客觀看待我國城鎮化的發展階段。從符合一般規律的角度判斷我國城鎮化的未來發展趨勢是十分必要的。

1我國城鎮化研究的傳統視角

1.1工業化、城市的傳統視角

我國現有對城鎮化的研究多從工業化、城市的視角切入。研究發現，城鎮化與現代化。經濟發展之間有正相關的關系。即一個國家城鎮化水平越高，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水平也會相對越高。在評價我國城鎮化功過是非的時候，也會強調其功。即對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作用。由于過于強調城鎮化和工業化之間的聯系，而工業化發生的條件又講求規模效應和人口集聚，所以城鎮化的空間載體自然而然地被鎖定在大中城市甚至更高一級的城鎮化形態——城市群。相應地。在城鎮化道路的選擇中。很長時間占據上風的是“大城市戰略”.進入21世紀。

城市群的地位逐漸凸顯。特別是在提升我國綜合國力。帶動全國城鎮化、引導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著戰略性的決定作用，因而國家對城市群也是愈發重視。新近出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同樣明確提出要發展集聚效率高、輻射作用大、城鎮體系優、功能互補強的城市群。使之成為支撐全國經濟增長、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重要平臺。

1.2大城市、開發區等主要實踐領域

近30年來我國城鄉規劃類型的轉變過程也能反映出不同歷史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國家政策的導向。上世2e,80年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規2,JJ居多。到了上世紀90年代城市總體規劃興起。2000年以后，伴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國內多個重要城市編制了城市發展戰略。主要目的是調整城市空間結構。整理出新的成規模的發展空間來應對這一輪的經濟快速增長，jZEl2000年編制的<廣州城市總體發展概念規劃>,2001年編制的<南京城市總體發展戰略研究>.2003年編制的（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以及近些年編制的<深圳2030城市發展策略>, <重慶市主城區城市空間發展戰略規劃>、 （上海空間發展戰略研究>和（-7-波2030城市發展戰略>等。2005年前后。區域規劃開始得到重視，如<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以及相繼開展的珠三角城鎮群規劃、長三角城鎮群規劃和京津冀城鎮群規劃。省一級政府也競相開始編制省域城鎮體系規劃。可以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理念已被深深地貫徹到規劃工作中，規劃服務的主要對象就是經濟增長的重點地區，對于反映城鎮化成果的城市地區關注較多。而對城鎮化要素析出的農村地區關注甚少。

2當前我國城鎮化的主要問題和新的發展趨勢

2.1“二元結構”仍然是我國城鎮化當前的主要矛盾

我國城鎮化的突出問題是“二元結構”.其本質就是城鎮化的兩頭——城市和農村——關系的不協調。因為在前30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是通過廉價的土地要素、勞動力要素投入來換取工業化資本的。特別是自上世紀80年代起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總撫養比持續下降。

供應充足的勞動力多年來保持了低工資的狀態，因此為中國城鎮化提供了低成本發展的“人口紅利”.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社會不平等加劇，城鎮化帶來的經濟效益越來越多地被巨大的社會成本所抵消。這樣的一種發展模式在未來還能否持續、發展模式如何轉型是從國家到地方。從政府到學界甚至每個人都在思考的問題。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在201 3年提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國城鎮化的道路，模式和政策>中對我國未來的城鎮化趨勢作了一系列預測：2030年前后我國城鎮化率將保持在65%左右，仍將有5億農民；中西部地區發展加快。經濟與人口聚集的區域化格局逐步強化；人口向大城市和小城市兩端聚集，縣級單元成為城鎮化的重要層級等。這一系列預測的結果告訴我們。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的城鎮化不能走單一的路徑。

除了傳統的城鎮化地區——東部沿海城市群和中西部大城市——之外，城鎮化的基層空間——縣、鎮、村——的重要性也在不斷上升，而市場化和來自基層的內生發展動力是推動這些地區城鎮化的最主要的推手。

2.2多元化的城鎮化方式30年來一直存在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基層縣、鎮。村充分利用自然。人文。交通、區位，土地、農產品、能人等各類資源。不斷進行制度和技術創新，走出了多元化的發展路徑。改革初期。蘇南模式“、 .溫州模式”,.珠三角模式“是最具代表性的東部沿海地區小城鎮發展模式。除此之外還涌現出許多名村。如”華西村“、 ”“. ”小崗村“等。而時至今日。隨著市場需求的細分。新生產組織方式和產業門類的出現。村鎮的發展路徑也愈發多元化。如，同為工貿型城鎮，山東省壽光走的是一條面向大中城市蔬菜消費市場的農業縱向一體化道路，而甘肅省隴西走的則是面向更大區域的中藥材種植、加工。貿易和物流一體化道路i同是鄉鎮企業發家。浙江省平湖鎮走的是村鎮工業嵌套外向型經濟的道路，江蘇省江陰市新橋鎮走的是三集中配合花園城市建設的道路。而華西村則通過一輪輪的并村仍然維系集體土地上產業低成本擴張的路徑i針對國內旅游消費的升級。貴州省雷山縣西江苗寨憑借其保存良好。特色鮮明的自然人文資源發展原生態旅游探索出一條文化傳承和脫貧致富相結合的道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包括提出建立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城市建設管理創新等在內的國家一系列健全城鄉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的創新也為我國基層縣、鎮、村的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渠道和更多的發展機遇。論文格式

3城鎮化研究的新視角和規劃探索

3.1以國際視野、歷史角度來看待城鄉關系的演替

正因為城鎮化基層空間的重要性在不斷上升，所以城鎮化研究的視角也在發生轉變，我們嘗試從城鄉關系的角度去認識城鎮化、去探尋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和可能路徑。放眼世界。在19世紀初期一19世紀中期，也就是工業化的初期，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內城鄉之間的聯系緊密。有著相互依存的關系。鄉村協助城市完成工業化初期的原始積累。同時，鄉村又是城市的市場，消費城市生產的生活用品、農業設備。城鄉之間存在著大量的物資交換。輕工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小城鎮的發展。1800年至1850年間，世界范圍內1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鎮人口在全部城鎮人口中的比重由46 8%上升至tJ64 1%.1 9世紀中葉一20世22,50年代，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農村勞動力和土地迅速減少，鄉村經濟的比重迅速降低。城鄉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被打破。城鄉差距開始拉大。重工業部門得到了迅速發展，與這些工部門的發展相適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較快地發展起來。小城鎮的發展速度逐漸減慢。人口所占比重也逐步下降。1850—1950年世界范圍內1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鎮人13在全部城鎮人口中的比重由64.1%下降至1J42 5%.20世紀50年代一20世紀末，鄉村在景觀環境、生態平衡方面的價值逐漸顯現。部分發達國家的人口和企業開始從城市流向鄉村地區。出現郊區化現象。農村產業結構發生變化。非農產業比重增加，鄉村和城市生活方式不斷融合。發達國家大城市人口比重和數量持續下降。中小城鎮人口比重和數量逐步回升，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仍在快速增長。

20世紀末禾I]21世紀初。一些先發國家率先進入了”城鄉融合“的發展階段。城市經濟高度發達。鄉村經濟也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農工商經濟體系。城鄉之間形成良好的物質雙向交流關系，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在政治上形成了城鄉平等融合的民主政治格局。在文化領域。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更趨兼容。鄉村地區科技與教育普及。鄉村居民素質得到發展和提高。在空間及社區建設上，鄉村社區享有城市社區的基本條件，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較為完善。在社會保障機制方面。城鄉社區擁有統一的社會安全與生活保障，不按城鄉劃分勞動力就業和失業保障的標準。在保護社會競爭機制的同時。更加側重對社會的整體關懷。

相比較而言。我國的城鄉關系就較為復雜。由于國土面積大、各地區發展基礎不一。所以在現階段不同地區的城鄉關系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東部沿海的一些發達地區已經出現。城市反哺鄉村”的勢頭j中部地區隨著工業化的加速。城鄉之間的差距開始拉大；而西部一些欠發達地區的城市仍發育不足，城鄉之間并沒有太大差別。理清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既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復雜的科學問題。在城鎮化研究的過程中。對鄉村特點的把握、對鄉村問題的認識，對鄉村價值的-t:0斷以及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立場、視角和價值取向”的問題。否則就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對于我國的新型城鎮化而言，村鎮的價值在于它們是我國人口承載的重要空間載體、維持城鄉社會穩定的“蓄水池”、中華文化延續的重要空間載體、國土保全的重要保障和城市居民親近自然、健康休閑的場所。

3.2以新的成功實踐重新梳理研究思路

在這樣的一個價值判斷下。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在近些年的一系列規劃實踐中試圖從城鄉聯動、協調發展的角度去做一些嘗試和探索。比如在201 3年啟動的《山東省新型城鎮化規劃>中，我們將城鎮化進城人口和農村析出人口進行了掛鉤。用土地流轉水平和種植收益作為兩項最重要的因子去測算農村析出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進而預測出未來可能的向城鎮轉移的人口。在實地調研中。研究發現不同的農業種植類型對于農業勞動力數量和工時的需要是不一樣的：單位面積土地用工量和純收入最高的是大棚種植；單位面積土地用工量和純收入最低的是水稻以及玉米等糧食作物種植；柑桔、茶葉等經濟作物的單位面積土地用工量和純收入介于上面兩者之間。這種生產方式和種植類型的差異導致可析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差別很大，大棚種植家庭析出的勞動力少。而糧食種植家庭析出的勞動力就多。在此基礎上。規劃對山東省進行了農業種植類型的分區，針對不同地區給出了不同的城鎮化政策建議。除了從農業生產的角度去研究城鎮化之外，<山東省新型城鎮化規劃>另一個重要的研究切入點就是人口的流動。研究發現山東省區別于其他省份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省內人口流動比例高，其中又以縣內人13流動比例為高。農民工在縣域內就業的占88.1%.因此。規劃建議山東省城鎮化空間的著力點是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膠東半島沿海地區以/j口q-業為主的勞動力吸納地區。如濟南、青島、煙臺；另一個方向就是魯西南相對落后以縣域經濟為主的就地人口轉化地區。<山東省新型城鎮化規劃）從農業生產和現代化以及人口流動的角度去研究和尋找符合山東省情的城鎮化路徑，是切合新型城鎮化內涵“四化同步、人的城鎮化”的一種探索。

由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編制的<廣州市村莊地區發展戰略與實施行動規劃>則對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城鄉關系有了更進一步的思考。廣州分別于1997年，幣112007年開展了兩輪村莊規劃。但規劃都無法落地。在201 3年啟動編制的第三輪村莊規劃中。就村莊論村莊、缺乏城鄉統籌和對城鎮化趨勢判斷的既有規劃技術思路能否走通困擾著政府決策者和規劃師們。當時廣州市范圍內仍有34個建制鎮、1142個行政村。村莊地區的地域面積占到全市的78%.村莊地區的建設用地占到全市建設用地的77%,201 2年村莊地區的常住人口占到全市常住總人口的47%.從這個比例上來看。村莊地區的發展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全廣州市發展的大問題。而廣州農村地區的城鎮化過程又十分特殊：1 980年代，鄉鎮企業興起開啟了城鎮化之路：到了1990年代。外資驅動和土地制度創新成就了全國聞名的“珠三角模式”;進入21世紀以后。自上而下政府和資本主導的新城和園區建設以及自下而上鄉村地區的工業集聚和農房建設均快速推進。形成了城市地區，城鄉混合區以及鄉村4三元空間“.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就是建設用地破碎低效，違法違章建設嚴重等景象。城鄉二元制度是這一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但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規劃技術所能解決的。因而<廣州市村莊地區發展戰略與實施行動規劃>在規劃技術思路上。除了傳統的空間規劃之外，還特別強調空間之上的村莊內生動力培育和制度改革創新。以及空間規劃之后的實施行動和政策保障。這個規劃給我們的啟示是，北上廣等大城市地區城鄉關系已經進入了城市擴張速度趨緩，但城鄉內部結構還在劇烈變化的階段。為了應對這種階段的到來。規劃也將從單純的中心城市擴張型規劃向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型規劃轉變，規劃的內容、技術方法也將隨之發生重大調整。

3.3新型城鎮化研究重點的轉向

第9篇：新城鎮化范文

《經濟》：您曾公開表示“城鎮化只是中國最大內需的潛力所在而不是內需所在，要想從內需潛力變成真正的內需，就必須要借助改革來推動其實現”。您所指的“改革”具體指哪些方面？

易鵬：戶籍、財稅、利率、機構職能、土地等基本資源要素、經濟考核制度、收入分配體制等改革。

推進新型城鎮化，就要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要基于綠色、生態的理念。因此，稅收要向抑制高耗能的產業、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傾斜，起到結構調整的作用。要以推動消費為主，擴大投資為輔。“兩會”后，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稅收工作重點，可能會更側重消費稅方面的改革，比如房產稅，因為地方政府更愿意促進消費。而以往以增值稅為主體的稅收方式，是以工業生產為主體，這就導致鋼廠、水泥廠的嚴重產能過剩。稅制的調整會帶來產業結構的變化，有助于新型城鎮化建設質量的提升。比如，最近北京市出現的霧霾天氣。北京市內污染嚴重的工廠雖然已經遷到京外，但霧霾天氣是受整體區域環境影響的。北京市周邊的河北省是產煤大省，并且北京把很多廠遷到河北，這樣就會造成京外空氣污染影響京內。通過稅制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就會促進綠色、生態經濟的發展。通過利率市場化的改革，經營要素能夠實現更好的資源配置。

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一邊要讓農民工進城，一邊又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需要政府財政支出的支持。一些專家、學者反對戶籍大改革，就是出于財政方面的考慮。但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將大型國有企業，比如銀行、事業單位、國企等的收入充實到社會保障基金中，幫助解決城鎮化建設中面臨的財政不足問題。一些地方政府把新型城鎮化誤認為是“造新城”，依賴土地財政資金的支持，或者將重點轉向房地產投資，但核心還是想方設法提升城市的承載力。

未來的10年，我希望是改革的10年。現在我們處于城鎮化進程深水區、攻堅期，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化解許多問題。以前的城鎮化是“多贏”，現在的新型城鎮化是“此消彼長”，比如北京市在開放異地高考政策方面，在惠及一些人利益的同時，也會危及一些人的利益，因此需要不斷研究。但如果不推動改革，就會出現倒逼改革的現象。比如此次“兩會”期間，有著“最美洗腳妹”之稱的安徽農民工代表劉麗，引起廣泛熱議。來自深圳的農民工代表易鳳嬌也提出“建議公司提供夫妻房”，期望社會給予農民工更多的人文關懷。新一代的農民工大多為“80后”、“90后”的年輕人，他們的成長與生活環境與他們的父輩大不相同。這些“農民工二代”更期望得到社會的認同與尊重，否則將會造成社會的動蕩。在推行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中央應重視各項改革措施的整體性、協調性。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社會、改革問題。

《經濟》：新型城鎮化在推行的過程中會不會走投資驅動型的老路？頂層是否對制度考核有相應的考量？

易鵬：一年前，就已經提出新型城鎮化的概念，目的就是為把城鎮化的問題討論清楚，比如粗放性、不公平性等。以前，城鎮化是1.0版：重速度，不重質量；現在，新型城鎮化是2.0版：既重速度，也重質量。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會將新型城鎮化誤認為“搞投資”。因此，首先要明確新型城鎮化的內涵，讓社會中的更多人知道城鎮化不是搞房地產、搞投資；其次，在明確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后，頂層應制定相關配套制度，比如：對于“造新城”現象，中央可以通過制定更嚴格的土地制度、土地指標，逼迫地方政府在原有城市基礎上，提升城市承載能力；再次，建立新的政績考核體系，將新型城鎮化落實情況與政績考核配套；最后，對城鎮化率一定不要規定指標考核，使其順其自然地增長。把城市承載能力、公用服務問題解決了，新型城鎮化自然就會水到渠成。否則，將會造成弄虛作假、導致半城鎮化和低質城鎮化現象的出現。中國的城鎮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型城鎮化更是以制度為基礎的。

此次“兩會”審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中表示，以職能轉變為核心，繼續簡政放權、推進機構改革、完善制度機制、提高行政效能，穩步推進大部門改革。機構體質的改革，表明頂層對各部門職能、崗位要求的更加明確、清晰。但在推行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還要加強監督落實。這方面，除了靠中央政府外，還要加大民眾的參與。比如很多地方開山辟地，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民眾的反對就會成為最大的聲音和制衡力量。改革就是放權，不能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說了算。但要政府權力轉移，一定要有承接平臺，這就需要搞活企業，從而解決就業問題。因此，城鎮化成本的支出是由個人、企業、政府一起承擔的。

《經濟》：會不會出現城鎮化投資“”的現象？

易鵬：存在一定風險。中央從沒說過城鎮化建設就是“造新城”，也不是投資“”，關鍵在于制度改革、合理規劃、節約發展。地方政府應該做到：首先，控制投資。城鎮化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投資，但必要的投資還是要有，只是不能超過正常增長水平；其次，科學規劃、因地制宜。有些村鎮人口數量有限，因此，對人口數量有一定要求的工業生產便不能成為這些地方的發展主體，只能轉而發展旅游業或有特色的產業。在這方面，中央政府應做總體規劃，地方政府做制度規劃，因為個別城市的發展規劃需要根據諸多因素的變化發生不斷地調整。比如深圳曾以農民工的人口流動為主，現在又出現了新的人口流動模式，即到深圳務工人員將自己的老婆、孩子、父母都接到深圳去，這對深圳的公共服務設施就會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深圳的人口素質在不斷提升，配合高新技術產業也在不斷發展。隨著人口規模、結構、素質的變遷，未來城市布局也要不斷發生改變。

《經濟》：在推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除了會擴張造新城，還有哪些問題是可能發生或應該避免的？

易鵬：地方政府對新型城鎮化的概念理解并不是太清晰，因為中央還未出臺規劃意見。地方政府在推行新型城鎮化時，錢從哪里來是個極大的問題，不能靠征稅，所以只好做地產投資或“造新城”。

此外，在推行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地方政府還會出現對城市管理、規劃的不周全。比如我國一些小縣城，人口不到20萬，卻要修很多條寬敞的馬路，這是沒有必要的。反之，上海高鐵因現在沒有太多人乘坐，就出現眾多“資源浪費”等類似的聲音。我認為，這都是對外來城市管理、規劃考慮不周的表現。地方政府在推行新型城鎮化建設時，應具有前瞻性，看到未來的發展趨勢，而不該僅著眼于當前。此外，多地出現 “視覺城市”。今年“兩會”開幕伊始，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明確提出，要建設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更應由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過渡。在上海市陸家嘴工作的人們，在生活方面會感到非常不適，因為該地區的消費過高。在建設之初，地方政府將視覺效果放在實用性之上，造成巨額的財政支出。這就使我們考慮到一個問題：中國是不是很多城市都需要建設成為世界城市、視覺城市？因此，我認為，城鎮化的投入成本不應過高，否則會使市場、居民望而卻步。并且，高投入必然造成高房價、高消費，這也將抑制城鎮化的進程。

中國各個城市的實際差別很大，因此，在進行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應根據自身情況，逐漸消化。